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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為慮。”
熙寧年間，王安石將《春秋》刪出科舉考試，曾引起謗議無數，之後，又多為程氏門徒攻擊。謗毀王安石的說他譏《春秋》
224、異論相攪 。。。
是“斷爛朝報”而棄之。
這“斷爛朝報”是宋代官員的一句俗語，意思是陳舊殘缺的詔令公文，引喻為凌亂蕪雜之文。《春秋》是孔子手削魯史而成的經典，反對派以此語攻訐王安石，可謂誅心之言了——胡安國、譙定的奏札中便有此說。
然而，同為程氏門人的尹焞卻持公允議，道：“說王介甫以‘斷爛朝報’廢《春秋》，是他輩假託介甫之話而謬傳。孔子作《春秋》，乃經世大典，但經秦火焚書坑儒，煨燼無存，保留下來的殘本面目全非，再被漢代儒者附會以邀君賞，更是編撰的體無完膚，是以王介甫方道：‘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絕非仲尼之筆也，蓋不足信。’……”
當然，這是尹焞以學者的觀點來看王安石黜《春秋》不列於科考的原因，而名可秀則更多是從為政的角度來剖析王安石的用意：
唐宋科考的《春秋》官本均沿用了漢儒的《春秋左傳》，但《左傳》受漢代“天人感應”的影響，突出災異論，即天災是上天對為政不當的警示——王安石變法期間，便多次遭到反對派借《春秋》之語，拿天災說事，攻訐變法，遂促使王安石堅定了將《春秋》剝出官學的決心。
從名可秀的立場而言，她認同王安石這一做法。曾經與蘇雲卿論及此事，道：“孔子修‘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樂》與為政無關，《易》更趨於道象數，而‘詩書禮’三經則為王荊公的《三經新義》詮釋研透，反對派難以駁議，相駁者唯《春秋》爾！”
她這話恰恰解釋了為何歷來反對王安石新學的儒者皆以《春秋》駁斥王安石的原因——
儒家講求濟世治天下，而《春秋》正是孔子所治六經中與政治關係最緊密的，大宋士大夫政治鬥爭的一大特點就是政治與學術相連，於是孔子手削的這部先聖經典，便成為司馬光的溫公學派、張載的關學、邵雍的洛學、二程的理學拿來駁刺王安石新學的筆槍武器。
“胡安國等奏立《春秋》只是表，他們真正想撼動的，是王荊公的新學。”名可秀在學術上反對一家獨大，但絕不容許程氏理學佔據大宋儒學的主流，雖說程學當前在朝廷派系尚是小枝，但也要防備它坐大過甚，尤其是對趙構的影響。
她眼底凝鋒，道：“胡安國、朱震、譙定三人都兼著皇帝經講，言傳身教之下，難免會讓皇帝耳濡目染，不可不防。”
丁起是王安石“經世致用”學說的堅定擁戴者，對程學門人攻擊王安石的言行向來深惡之，順著名可秀的話道：“這三位侍講均是程學門人，臣以為，可選擢增加一位侍講，請名望深隆之士任之，以抵消胡、譙、朱三人的影響。”
名可秀笑道：“擎升有中意人選？”
丁起略微躊躇了下，方道：“臣以為，《西湖時報》的主編蘇雲卿經義深醇，顯名於京師，且虛領太學教諭職授教太學，而拒絕朝廷俸祿，朝野均贊持身高潔，名望俱隆，可由宋侍郎舉薦為崇政殿說書，講經《孟子》。”
《孟子》的宗旨是民貴君輕，這與《春秋》的尊王便隱隱相對。名可秀不由勾唇一笑，蘇師兄確是合適人選。
不過，這皇帝經筵官與兼講太學不同，一旦受詔任職，就不便再擔著《西湖時報》的主編，否則，既有礙報紙的公允立場，也會讓趙構生出嫌隙。
但蘇師兄若去，誰人可主《西湖時報》？
這份報紙，寄寓著名可秀的重要期望，且之後還將在學術上擔綱更為重要之責，蘇雲卿若去職，她還真找不出合適的人來挑這擔子。既要有才有略，又要可堪信任，這樣的人哪裡去尋？
名可秀不由有些頭疼，一時忖眉不語，閣內陷入沉寂。
作者有話要說：備註：
1、通常說的儒家五經，事實上有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
其實這六經並非是儒家所創的典籍，只因為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之後便成了儒家六經——事實上這是孔子對先代六經的整理或刪定而成的六經。
之後，秦始皇“焚書坑儒”，禁止《詩》、《書》，六經的流傳受到巨大沖擊。
《周禮註疏》中說：“始皇禁挾書，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