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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遠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建立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實應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與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只能是他內心的一種渴望，不可能見容於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鬥爭的漩渦。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莊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歷了許多周折，最後終於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種“良好的心願”而已，世上嶽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鬥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們擔心，在那種政治鬥爭、政治體制以及由此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種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鬥爭、陰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裡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乾淨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只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隱下去。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為了愛情一隱再隱，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麗、最令人難忘的形象。狄雲在經歷了不可思議，不可勝數的磨難與欺凌之後，帶著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寧靜雪谷，和也被別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楊過在俗世中盡了應盡的義務後，也攜著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兒育女去了。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隨機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適從，只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隱，告“老”還鄉，從此不知所終……
細數一下，我們才驚覺，金庸的十四部作品，佔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隱”一途走去的。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佛。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他們必須依附於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匯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計程車大夫集團。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他們只能扮演著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詬罵。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眾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別。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闕”。不得起用時，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於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佔了上風。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種詩人氣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懷王何以非要聽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別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
金庸在《鹿鼎記》裡也寫到韋小寶和康熙的關係，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與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偽善守禮與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與被統治者的阿諛，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與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顯然有一種極為微妙而又隱秘的渠道相通。這二者合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寶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歷史”，“歷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只能滿懷悲憤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寶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與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則是先“不遇”而隱居臥龍，以後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為人臣之師，萬世之表。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後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後，明主又一時昏聵聽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