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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的教室就像進入了一個複雜精密的車間和實驗室。你可能會發現兩位12歲兒童正在一起設計一種電動洗衣機，而其他兩位呢，正在試驗水力發電。
電腦和技術儀器的購買不可能超出學校的正常預算，在這裡，蒙拉德學校已經從它的一個鄰居那兒獲得許多幫助：該鄰居是國際格蘭素（Glaxo）藥物公司在當地的分公司。幾年前，格蘭素與蒙拉德結成了合作關係，它每年向學校提供35000美元資金。柯克說：“這不僅僅是美元的交易活動，格蘭素像我們一樣一直在講：把人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會各歸其位。”
已經退休的格蘭素首席執行主席託尼·海溫特（TonyHewett）說，這種合作關係的成功之處在於“典型的動機促進技術，它的大部分內容不過是對人有興趣。僅有的一個事實是：孩子們知道其他人對他們感興趣，我想，這是成功的主要方面。”
雖然企業的資助很多，但隨便問學校裡一個人，你會被告知真正的改變在於態度上的變化。
當初布魯斯·柯克第一次到學校時，他問學生們和教職員工學校裡有什麼問題，如何改變現狀。
“他們毫不遲疑地告訴我他們想要學校好一點。他們從未感覺好過。”
紐西蘭的大部分學生穿制服。在蒙拉德學校他們想要一套新的學校制服，他們會為此而驕傲，於是孩子們自己設計了制服，自己選擇面料和款式。
然而學校裡最大的變化可能在於他們與家長和當地社群建立聯絡的方式上。在學校採用的所有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小型公共汽車的採用，學生們每週乘坐公共汽車訪問當地的退休職工或者參加其他社群活動。
每個學生都參加了生活技能訓練。從紅十字會中他們學會了如何照料嬰兒。他們還學習汽車維修的基礎知識，學習怎樣修補自己的衣服，怎樣烘烤麵包，怎樣做好飯菜。學校的管理者還開設了一門教小孩學習洗滌的課。所有這些活動都要學生親自動手，他們學習為真正的嬰兒洗澡、為真正的汽車換輪胎。
蒙拉德也是一個文化交叉的學校……它設定的課程也是如此。大約25％的學生是毛利人……其文化促進團體在幫助毛利人父母們進入學校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許多毛利兒童經常身著他們的傳統服裝載歌載舞。
父母們會講到孩子們在自尊方面有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作為毛利人父母的德比·格林（DebbieGreen）說：“幾年以前孩子們從未有過自尊，他們嚼著口香糖在大街上蹓躂，給警察惹麻煩，現在，孩子們感覺到用不著為了引人注目而那樣做了，他們知道可以加入毛利人俱樂部，在學校裡也不再會因身為毛利人而受人歧視了。”
蒙拉德事實上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把自我尊重、生活技能的學習以及深深紮根於學校和社群各類活動中的課程設定結合了起來。
在本書出第一版時，蒙拉德與格蘭索的合作關係由於後者的主要業務從北帕爾默斯頓移到奧克蘭而改變了，然而其積極有效的結果為其他學校及社群提供了很好的榜樣。
■我們的個人調查有很多來自於講英語的國家，然而最有趣的卻來自於亞洲。
日本的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測驗中是全世界得分最高的。90％以上的學生畢業於高中，日本幾乎沒有文盲。但是日本用於公立教育方面的投資比例卻少於其他大部分發達國家：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3％，而加拿大為7。8％，英國為6。2％，美國為6％。
很多主張“回到基礎教育”的西方人把這種成功歸因於日本非常僵化的長時間教育和機械學習上，這是初中及高中教學的主要方式，但參觀任何一所小學校，你會發現相反的情形。在小學裡，簡直就是幼兒園的氣氛。在二年級教室我們看到有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土球遊戲，有的孩子在牆上製作漂亮的美術作品，孩子們看起來很放鬆，生理與感情上都有安全感。
在市立織田小學孩子們的午餐室裡，你會又一次感覺到他們的社會性及情感性的發展狀況是良好的，學校用優美的古典音樂做背景，孩子們戴著衛生口罩為其他排隊等待午餐的孩子服務。
事實上，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日本學校的教育目標是社會化：教孩子們學會成為集體中的一員。調查了東京的13所小學後，美國研究者凱瑟琳·劉易斯（KatherineLews）報告了日本小學全部的教育目標和方向，只有12％是屬於學業上的，其餘部分涵蓋了禮儀訓練、同伴關係社會化、孩子們自己的感覺、個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