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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做著合乎人性的事情；我們越是承認我們的特性，我們就越想緊緊依靠我們的語言，越想緊緊抓住我們的根和文化。即使歐洲在經濟上統一後，我認為德國人會更具德國人的特性，法國人會更具法國人的特性。”
其負面情況是明顯的：前南斯拉夫巴爾幹地區的“種族清洗”和可怕內戰；中東的宗教戰爭；前蘇聯有些地區的反叛；許多國家的種族偏見。
但它對教育的正面挑戰也是明顯的。技術越是盛行，我們越會要奮力掌握我們在音樂、舞蹈、語言、藝術和歷史方面的文化遺產。一些社群團體已在推動教育向新的方向發展，這在少數民族社團中尤為突出。從中我們看到了文化首創精神之花的盛開和自信力的不斷高漲。
11。不斷增長的低層階級
你不用離開紐約、芝加哥、費城和洛杉磯等城市的市中心很遠，就可以看到低層階級不斷增長的嚴酷景象……主要與膚色和教育失敗有關，並且失業青年佔絕大多數。
統計數字不斷表明，這一低層階級的成員通常難於擺脫持續的困境。早在70年代，阿爾溫·托夫勒（AlvinToffler）在《未來的衝擊》（FutureShock）中曾預言了家庭破裂時代的來臨：更多的離婚，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核心家庭的崩潰。他的大多數預言都已成為現實。破裂家庭碰巧遭遇失業，這兩者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社會災難的因素。
教育是開啟完全不同未來大門的重要鑰匙。在美國十大城市中，要求中學以下文化程度的職位數從1970年起已經減少了一半。從1989年起，美國新設職位的2/3都是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在德國，到2010年將只有10％的職位適合非技術工人，而在1976年為35％。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失業問題。失業的年輕人傾向於從事更多的暴力犯罪，並不願擔當家長的責任。“青春期男孩是最反覆無常並最具暴力的了。美國一半的暴力犯罪是由24歲以下的男孩乾的，四分之一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18歲以下男孩乾的。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資料也與美國相似。”
《經濟學家》雜誌在一份權威性的1996年中期調查報告中問到什麼辦法能制止這種行為。“回答是簡單的：雙親家庭。經論證，雙親家庭比單親家庭更擅於培養不惹麻煩的孩子。”令人擔憂的更多理由是，美國在1991年只有50。8％的孩子生活在傳統的核心家庭（即雙親都在並且孩子是雙親的生理後代）。在拉丁美洲後裔中，這一數目為38％，在非洲裔美國人中為27％。
《經濟學家》的報告指出：“當人們發現不可能提供生活所需之物時，他們也會發現難於學會如何培育後代。他們會退回到一種原始的男子氣概之中……那是一個幫派的世界，其中僅有以規則為基礎的行為，而這種東西男孩子們在其他地方就不會去學。”
缺乏賺錢能力的人、缺乏自信心的人、年紀很小就懷孕但不結婚的人、很早結婚但沒有接受如何做父母培訓的人、貧窮的人，都是有危險淪為不合格父母的人。反過來，他們的孩子要打破貧困的束縛，日子會最為艱難。不幸的是，那種束縛並沒有消失。
正如傑里米·裡夫金（JeremyRifkin）在他90年代中期的傑出著作《工作之終結》（TheEndofWork）中精闢分析的那樣：“資訊時代已經來臨。在以後數年中，新的更為複雜的軟體技術將使文明更加接近幾乎沒有工人的世界。在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機器將很快替代人類勞動，並有希望到21世紀中期幾十年間實現幾乎自動生產的經濟。機器大規模替代工人，將迫使每個國家重新考慮人類在社會程序中的作用。為生活在沒有大量正規就業機會的數百萬人重新定義機遇和責任，可能會是下一世紀唯一最緊迫的社會問題。”
即使沒有其他原因要求學習革命發生……和相應的社會革命的發生，僅僅上述這段話就突出他說明這樣的革命勢必要發生。
12。人口的急劇老齡化
就像經濟正在不斷髮生戲劇性變化一樣，人口構成情況也是如此。發達國家最突出的趨勢，就是人口的急劇老齡化。100年前，美國只有240萬人在65歲以上，低於4％；而今天，65歲以上人數超過3000萬，約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到2050年，將超過6700萬，差不多是人口總數的22％。
美國自1920年以來，平均預期壽命已從54歲上升到75歲。除俄羅斯以外，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接近60歲的男性其平均壽命也可望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