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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消費革命和教育革命。他說：“到2000年，歐洲人口將佔世界人口的6％，他們在90年代將只增加1100萬人。但亞洲最富裕的國家……消費型國家……將會增加2億個消費者。因而，亞洲…太平洋地區是將來經濟引力的中心所在。”
你沒有必要成為一個巨人再去參與。“新加坡是個極好的例子。”奈斯比說，“新加坡只有260萬人，面積差不多隻有曼哈頓島那麼大。但瞧瞧他們的紀錄：他們初創新加坡航空公司時，新加坡只有190萬人……但現在該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航空公司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之一。因此，你沒有必要成為一個大國或大公司再去參與全球經濟。”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但我們50％的出口商品是由只有19人或更少人組成的公司創造的。只有7％的美國出口商品是由500人或500人以上的公司創造的。在德國……這個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國，其出口商品的情形也幾乎完全一樣。”
有影響力的日本管理顧問大前健一（Kenichiohmae）在《無疆界的世界》（TheBorderlessWorld）一書中強調了另一個因素：“如果你看看當今繁榮的國家……瑞士、新加坡、韓國和日本，你會發現它們有著共同的特點：國土小，沒有資源，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勤勞人民都有參與全球經濟的雄心。擁有豐富的資源確實減緩了一個國家的發展，因為那裡的官僚們仍然以為金錢能解決一切問題。在真正相互關聯的全球經濟中，成功的主要因素從資源轉移到了市場，為了繁榮，你不得不在市場上參與。這也意味著人是創造財富的唯一真正的工具。”
羅伯特·賴希認為，美國人和其他富裕工業國在新的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再依靠那些稱雄一方的公司或工業，而是依靠其公民在世界經濟中為增添價值而起的新的作用。
所有人，特別是發達國家人的生活水平將越來越多地依賴於他們的企業家找到能增添價值的工作並將其發展至全球的能力。
例如，亞洲商界傑出領袖之一，臺灣宏碁集團總經理施振榮（stanShih）已經預測：廉價的互動式電子多媒體系統將使發展中國家的管理跳過工業革命……直接躍入資訊時代。
宏碁本身，就是施振榮所說的國際貿易中“第四種方法”的範例。從1976年該公司成立開始，到1995年底它取得了全球電腦銷售額58億美元的成績……其僱員為1。5萬人。1996年中期，它推出了售價為500美元的基礎國際網際網路電腦和售價為200美元的“兒童電腦”，這將成為該公司的核心產品，並計劃到世紀之交獲得150億美元的銷售額。
但是這一銷售額不會來源於低成本的組裝勞動，外界許多人都將亞洲工業與低成本組裝勞動聯絡起來。在強調他改編自麥當勞的“新型快餐”式電腦工業模式的重要性時，施振榮指出：“低成本組裝勞動沒有前途。”宏碁一直設計自己的電腦，因此許多變化最快的核心元件可以從臺灣空運到100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市場……而且安裝上去不消一分鐘，不需任何裝配工具。
有了這種設計和效率，無論市場是在高價格的紐約還是在低成本的墨西哥，電腦的核心部分都可以以一致的最終價格組裝起來。更為重要的是，“快餐”模式確保了客戶用上最新技術，而且使宏碁避免了在全球積壓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核心元件，無法賣出。
奈斯比把教育稱作“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競爭優勢”，並且他指出了幾個標誌：日本人獲得科學學位的人數比例是世界各國中最高的……有69％的人被授予科學學位，而美國的比例為25％（儘管如此，日本的教育體制，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仍在計劃進行許多大的、實質性的改革）。日本人一年上學257天，而美國人則為180天。漢城半數的成年人，或在上大學，或已經大學畢了業。韓國是世界上人均獲得博士學位數目最高的國家，它每年有3。2萬名諸如工程學等應用科學的大學畢業生……其比例比美國高，幾乎與日本相當。奈斯比還指出了一個將來可能的發展趨勢：韓國256所大學中，有206所由像現代、大宇和大韓航空這樣的公司所擁有。
4。新型的服務性社會
彼得·德拉克（PeterDrucker）、奈斯比、大前、賴希和其他許多預測專家都同意下一個趨勢：從工業社會向服務社會的過渡。
奈斯比指出：“50年代我大學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