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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恨這種話。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來的，輪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遠是拿次級貨的那種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來求妹妹，我都給他們罵過去。
那一陣子，三五個月就有人來求親，反正姐姐不答應的，妹妹也不答應。姐姐一說肯做做朋友，那個做妹妹的心裡就想搶。
那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男女之事看得好實在，看兩三次電影就要下聘。姐姐就這麼給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還是在臺灣。
那是我真正的初戀。
對方沒有答應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後來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畢業，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說那太遙遠了，不很可能。
為了怕這個男孩子太認真，我趕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這其中有一個日本同學，同班的，家境好，還在讀書呢，馬德里最豪華的一家日本餐館就給他開出來了。
這個日本同學對我好到接近亂寵。我知道作為一個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貴重的禮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鮮花——他就每天鮮花攻勢。宿舍裡的花都是日本人送來的，大家都很高興，直到他向我求婚。
當我發現收了糖果和鮮花也有這種後果的時候，日本人買了一輛新車要當訂婚禮物給我。當時宿舍裡包括修女舍監都對我說：“嫁、嫁。這麼愛你的人不嫁，難道讓他跑了嗎？”
我當然沒有收人家的汽車，兩個人跑到郊外樹林裡去談判，我很緊張——畢竟收了人家的小禮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虛得緊，居然向著這個日本人流下淚來。
我一哭，那個好心的人也流淚了，一直說：“不嫁沒關係，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嚇到了你，對不起。”
那時候我們之間是說日文的，以前我會一點點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為這個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絕對沒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行為，是個懂得愛的人，可是我沒想過要結婚。我想過，那是在臺灣時。跟這日本同學，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戀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愛，也很快樂，可是也不明白怎麼一下子就要結婚了。
為了叫這個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國同學的花。我跟德國同學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兩人介紹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澀，還是很大方地跟對方握握手，將我拉近，親吻了我的面頰，笑道再見。
當年害慘了那位日本同學，後來他傷心了很久很久。別的日本同學來勸我，說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說日本人要自殺。自殺其實不至於，我十分對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見他，而兩個人都住在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門外的大樹下站著，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樓窗簾後面看他，心裡一直向他用日文說：“對不起，對不起。”
學業結束之後，我去了德國。
我的德國朋友進了外交部做事，我還在讀書。那時候我們交往已經兩年了。誰都沒有向誰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國朋友拉了我去百貨公司，他問我一床被單的顏色，我說好看，他買下了——雙人的。
買下了被單兩個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沒有說話，我突然想發脾氣，也沒發，就開始死不講話，他問什麼我都不理不睬，眼含著一汪眼淚。
過了幾小時，兩個人又去百貨公司退貨，等到櫃檯要把鈔票還給我們時，我的男友又問了一句：“你確定不要這條床單？”我這才開口說：“確定不要。”
退了床單，我被帶去餐館吃烤雞，那個朋友才拿起雞來，要吃時，突然迸出了眼淚。
過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機場送我上機，我去了美國。上機的時候，他說：“等我做了領事時，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是大使了，還在等。
我是沒有得到堂兄們允許而去美國的，我的親戚們只有兩位堂兄在美國，他們也曾跟我通訊，叫我留在德國，不要去，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國找好事情，開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電話。小堂哥發現我在的大學裡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國同學在，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那位在讀化學博士的朋友，請他就近照顧孤零零的堂妹。
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天中午休息時間，總是堂哥的好同學，準時送來一個紙口袋，裡面放著一塊豐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