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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資訊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麼能對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面子又是什麼呢？我還想進一步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范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歷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決不會有面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麼“瘦骨嶙峋”，什麼“骨瘦如柴”，又是什麼“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拼命，喜歡拼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同“面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只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面子。
中國這些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他們又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麼“黃鐘譭棄，瓦釜雷鳴”。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留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臺。須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們的命根子，是他們的統治和尊嚴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蔔，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
在外國知識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國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種姓，為首的是婆羅門。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識就掌握在他們手裡，這個最高種姓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封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卻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實在出人意料。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印度古典戲劇中，少數婆羅門卻受到極端的嘲弄和汙衊，被安排成劇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劇中，語言是有階級性的。梵文只允許國王、帝師（當然都是婆羅門）和其他高階男士們說，婦女等低階人物說俗話。可是，每個劇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羅門，他們插科打諢，出盡洋相，他們只准說俗語，不許說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羅門的地方。這有點像中國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識分子——的地方。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是這種人物。為什麼中印同出現這個現象呢？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我在上面寫了我對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歷史，連鑑往知今一類的想法我都沒有。倘若有人要問：“現在怎樣呢？”因為現在還沒有變成歷史，不在我寫作範圍之內，所以我不答覆。如果有人願意去推論，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干。
最後我還想再著重強調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儘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是暫時的現象，久則必變。就連留在外國的人，甚至歸化了的人，他們依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要尋根，依然愛自己的祖國。何況出去又回來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呢？我們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另眼相看”，當然也大可不必“刮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