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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常……”
香港英皇路中國旅行社新寧招待所是一棟灰白色四層小樓，坐落在中心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治……”這天晚上，就著檯燈，盧作孚在屋內讀一份新到的英文《南華早報》，下面的單詞他沒把握，翻了字典：“協商”，他接著讀報：“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將於……”
套間的另一間小屋，孫女爬在小桌上用英文字母卡片做著拼單詞的遊戲，她拼出來的是“船”字。
明賢的妻子端一杯水過來，對孩子說：“聽聽，爺爺英語學得比你快！”
孫女心安理得地說：“他是爺爺！”
明賢的妻子把水遞給孩子，說：“給爺爺端去。”
孫女端水到盧作孚面前，順便把他手中的報紙拂開，順勢爬上爺爺膝上，將英文卡片遞一半給爺爺，要爺爺陪她玩遊戲。這一老一小兩個玩家，都非行家，卻都玩得投入。爺孫拼出一個個簡單的詞，“我你他”之類。接下來，拼出“家”單詞。盧作孚忽然有些分心，抓起剛才被孫女扔在一旁的報紙，讀出：“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將於6月15日在北京召開。”盧作孚問孫女：“今天幾號？”
孫女埋頭遊戲，“該你出牌。”
明賢在套間那邊應道：“5月31號。”
盧作孚抬起頭來，望著套間那邊的明賢夫妻說：“你們，明天搬家。”
按照張鐵生與何仁精心商定的時間表，父親將於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召開前5天——6月10號離港。在預定離港前10天，即6月1日，大兒子和愛人與孩子的小家先行搬入分公司在九龍柯士甸路柯士甸公寓租賃的一套房間。
1950年6月1日，明賢與愛人孩子搬家。
遠處街口，兩個英國巡警走過。路對面，鹹魚，那個身材修長的青年在一個書報攤前賣報。成疊的報紙，有英文版《南華早報》，中文版《大公報》，《大公報》上，通欄標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將於6月15日在北京召開”。
一旁，有一臺公用電話。招牌寫著：傳呼公用電話，能找人來講話。
正有一個路人打完電話丟下零錢離去。鹹魚目送明賢他們搬家的車離去，目光卻瞄著住所小樓上盧作孚的窗戶。盧作孚正在和小孫女互相招手，一老一小，開心地叫喚著。鹹魚拿起公用電話道：“今晨，盧作孚的兒子全家遷入九龍柯士甸路711號柯士甸公寓。該公寓系民生香港公司出面租賃。鹹魚報告完畢。”
九龍柯士甸路柯士甸公寓是一棟棕紅色的五層樓房，右鄰綠樹成蔭，枝葉間露出一片蔥翠的草坪，整個環境顯得十分幽靜。兩天後，孫女正獨自在屋內玩英語卡片遊戲，一抬眼，望見窗外什麼，歡叫一聲：“爺爺。”她跑去開了門。明賢與妻子接盧作孚來到新家。
就這樣，表面一切平常，搬進新家，又過了兩天，兒子才去新寧招待所接父親過來住下。
這天，鹹魚也打出電話：“6月3日，盧作孚的兒子接盧作孚入住，據查，盧作孚身體抱恙。兒子已在民生公司請公假在家侍候……一切正常。”
1950年6月8日鹹魚的電話報告是：“盧作孚一家住三樓。311房間。一日三餐飯都由盧作孚通訊員送上樓。通訊員姓關，據查，是盧作孚20年前經營北碚時收養孤兒。因此，我對關某無任何分化利用之可能。乾飯，鹹魚報告完畢。”
後來，盧作孚的大兒子的回憶是：“除父親的老友何北衡、老民生人郅原等兩三位高階職員外，其他職工和父親的朋友們只知道父親生病住在我家療養。這期間我也請公假在家。”
這天，香港有雨。棕紅色的五層樓房在雨中顯得滋潤。鹹魚由公寓對面的一棟小樓的窗格內，透過望遠鏡看見——
一輛高檔小車駛到公寓前。穿中山裝的侍從下車，支起雨傘，迎後座另一穿中山裝的官員模樣的人下車。進入公寓，侍從留在門外。聽得進去後這官員笑呵呵一聲：“作孚兄，重慶一別，十一年了，您還這麼精神！”
公寓對面的這棟小樓是一處舊樓，鹹魚所在的這間屋內，空蕩蕩無任何擺設，卻裝了一臺電話。鹹魚拿起電話道：“老大，今日，不明身份一人來訪。入時興致很高，出來時怏怏不樂。疑似臺灣國府官員。車號是K…1879。”
駱老大在電話那頭訓斥道：“鹹魚，你連新任臺灣省財政廳長任顯群也認不出來？任某眼下可算作是臺灣省主席陳誠的人。抗戰初期卻是盧任交部次長時舊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