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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購銷，其囤積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締治罪。”
盧作孚照例不表白自己面對蔣介石手令“當時是怎麼想的”，他不對自己做心理描寫，他只向人說出必須這麼做，然後自己帶頭、並督促眾人這樣做去。
“若不經調查，怎知何處、何人有糧食儲存呢？儲存數量多少呢？經調查後才能加以登記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銷售於市場或由政府定價購銷，其囤積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締治罪。故而盧作孚局長及其副局長，雖被蔣中正澆了一盆冷水下，仍於9月中旬，分赴四川產糧之第二、第六、第七等三個行政區進行調查，並召集專員及縣長研究糧食管理辦法。”大半個世紀過去，歷史學者，臺北“國史館”纂修處高階研究員簡笙簧先生嚴謹考證後，指出戰時問題必須採取相應調查、管理措施的理由。
1940年9月中旬另一份《中央日報》，發表四川省主席蔣中正《告川省民眾書》：“政府對於四川省所發生的糧價飛漲現象不能坐視，必須以最大決心對本省實施糧食管理。”
與此同時，盧局長正主持會議，他用紅筆在川省糧食管理專用地圖劃分割槽域：“將全川劃分為十四個糧食管理區，每區設督察長一人，業務員及事務員各一人，僱員若干人，以推動農村餘糧調查業務。”
與會者坐席前，便擺有“糧食管理第一區督察長”、“糧食管理第一區督察長”……等牌位。盧作孚對他們一一吩咐，眾人依次點頭領命。
1940年9月19日《成都中央日報》：“盧局長將全川劃分為十四個糧食管理區，每區設督察長一人……”
只差一句話沒寫：“面對委員長嚴令，盧局長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實施消費區的市場管理，實施米商登記，分割槽編號、憑證購米，以期運銷、分配皆能達到合理化，遏止米商囤積居奇之風！”盧作孚召開各地專員、縣長、米商大會，口氣軟中帶硬，此前他曾登門拜訪勸說過的各大戶鄉紳、各位大糧商多到場。其中桀驁不馴者，此時也敢怒不敢言。1940年9月23日《成都中央日報》報道了盧局長解決糧食問題的這一鮮明態度。
會場中人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