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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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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法兌現的金條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的炮聲近了。爺爺和他那兩個朋友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去臺灣。如今的我無論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當時我爺爺如果變賣家產，是能讓一家人去臺灣的。但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爺爺權衡再三，終於橫下一條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計，老爺子當年最主要的判斷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麼大資本家，要鎮壓資本家也還輪不到他這樣的小資本家頭上。最後爺爺把家產全變賣了，留了下來。

爺爺的兩個朋友也抱著同樣的心態留了下來，都變賣了各自的家產，最後三家人湊了一百根金條—那時候的法幣跟草紙沒什麼兩樣，只有金條是硬通貨。他們把這一百根金條存進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銀行，票據上寫了我爺爺和他兩個朋友的名字，三人各執一份。

等到新中國成立後沒多久，他們就發現這件事兒說起來變得很可怕了—雖然他們沒去臺灣，但在那個年代，家裡存著國民黨銀行的金條存單也是天大的罪過。三家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想盡各種辦法儲存著各自的銀行存單，一直儲存到了“文革”之前。但當紅衛兵開始大規模地抄家後，他們也就不敢留著那張存單—如果被抄家抄出來，真不敢往下想。萬般無奈之下，我爺爺把金條的存單悄悄燒了，和另外兩家人也失去了聯絡，爺爺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媽們所在的國營工廠倒閉的倒閉，停薪的停薪，這時候他們就回想起了爺爺在世時說過的金條。他們算計著，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條，三家人平分，怎麼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條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發了！

在黃金夢的強烈驅使下，我叔叔真聯絡上了爺爺兩個朋友的家人。我爺爺的朋友也都過世了，他們的後人也都知道有金條的事兒，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時，那兩位老人也和我爺爺一樣，沒敢留著那張可能導致家破人亡的銀行存單，不約而同地都把它給燒了！燒的時候三家人的想法還都一樣—我燒了不要緊，另外兩人會留著的，有朝一日去銀行，上面不是還有我的名字嘛。就這樣，悲劇了。

最後，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濟的叔叔，抱著渺茫的希望，輾轉給臺灣那邊的銀行寫信，查詢那一百根金條的下落。當時兩岸還沒“三通”，民間書信往來都要透過中國香港紅十字會中轉。幾經輾轉，臺灣那邊居然回函了。根據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資訊，銀行確認了這筆金條的存在，只要能提供當年的憑據便可兌現。據說，三家人聽到這個訊息真是欲哭無淚，因為誰家也拿不出憑證。當事人全都過世了，存單又都沒有了，紅口白牙地說故事銀行總不能相信吧，最後只能作罷並且頑強地相信“咱家祖上闊過”。

很多年過去了，一想起這事兒，我的那些叔叔姑媽還心如刀絞，總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麼就都燒了呢？！

2、在澡堂裡過一輩子

爺爺奶奶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都去世了。爺爺給我的印象是個文化不高，卻非常儒雅，說話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的老人。

爺爺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舊王府的四合院裡，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國時候留下的，放到現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後像中國所有城市裡的老建築一樣，在拆遷大潮中被夷為平地了。那條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條老巷，巷子裡都是住了一輩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人的稱謂要麼是“同志”、“師傅”要麼是“大叔”、“阿姨”之類，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出現了“小姐”、“先生”這樣的稱呼。剛到南京的時候我特別詫異的是，巷子裡的左鄰右舍見到我爺爺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對我爺爺，爺爺家的四合院裡還住著一個老頭兒，人很瘦，背有點兒駝，一天到晚咳嗽，別人也稱他“王先生”。小時候我覺得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電影裡才會聽到有人稱呼別人為“先生”。

我爺爺人生最大的樂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就是洗澡。他曾經跟我說過什麼話，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和外公一樣少言寡語，只是性格溫和得多，但我記得每次他帶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爺爺總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