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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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就去臺裡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採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大約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彙報後，立刻調整播出計劃，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後，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道。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臺裡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瞭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

當時還沒有什麼收視率一說，臺裡一般也很少接到觀眾的電話，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錯了偶爾會來幾個電話，以至於那天突然接到那麼多電話，值班的領導都震驚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晚，主任又給我打了電話，說第二天要跟蹤報道下去，為此還專門安排了兩路記者給我。

第二天，當我趕到軍區總醫院時，小鮑洋的病房門口已經全是人了。護士說，節目一播完就有觀眾跑到醫院來看孩子了，還有人當場捐錢。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影響已經很大了：小孩兒的病情如何，治療費用如何落實，有沒有後遺症，打人的兇手在哪兒，如何懲處等，都是觀眾關注的焦點。這條報道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我們自然要給公眾一個交代。頻道為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個欄目，把時間和記者人力都抽調了過來。等到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我已經出不去了，只能待在臺裡寫稿和剪片，讓同事們出去採訪、拍攝。到第四天，演變成我只能睡在單位，同事們拍回來的錄影帶鋪了一地，剪片子的時候找鏡頭都要找半天。

這個系列報道一共做了四期，我還記得上字幕時，第一期職員表是記者孟非，攝像疏洵；第二期記者名字就有六七個了；第三期，記者人數變成了十幾個；到最後一期，字幕幾乎就是當時整個頻道的人員花名冊，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鐘。

整個報道放到現在來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頭採訪市民，一問都看過這個報道。採訪的時候很多人當場就捐款，我們一一登記，並把捐款在節目上公佈了出來。結果忙中出錯，最後交上去的錢和登記的錢差了一百塊，我和攝像只能自掏腰包補上了。

我的主任平時審片總以罵我為樂事（他審片時罵我已然成為我們那層樓裡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人覺得幹了一天活兒很累、很無聊，聽完主任罵我就覺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審那條片子時竟然流下了眼淚。

最後，這個“繼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七年—後來聽說，當時派出所只是準備關兩天就放人的。

走出低谷。

《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後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臺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裡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裡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麼看法。

1、從編導到製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臺也一哄而上搞談話、採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裡他走到哪裡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麼感覺，不像罵你那麼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是江蘇電視臺最低谷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臺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裡面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面對面》、《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儘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但在中國這兩個話題都不可能放開談。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麼“我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