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關係勝過許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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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援論點的資料，而這些資料也未必完全有利於我的觀點。如今，女兒衝殺進來，會不會將我推至被動的境地？可是，女兒有這等敏銳的眼光和勇氣，我怎能阻止她？我不是一向鼓勵她相信自己的眼睛，鼓勵她崇尚科學精神嗎？再說，《較量》既然觸及教育的本質，就必定經得起事實的檢驗，而越爭論會越清楚。

於是，我表示支援女兒的研究，並主動亮出問題當靶子，希望女兒下功夫研究突破。同時，我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把當年爭論雙方的觀點告訴女兒，建議她避開誤區，直取要害。

為了女兒，我願化作一根枕木。我說：

“老爸支援你！反駁是可以的，關鍵在於科學。我給你引薦一位高水平的學者，你拜她為師吧。”

我給女兒請的高師是卜衛，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研究員，也是大眾傳播與青少年發展中心主任。她做過大量研究，並以立論嚴謹方法科學而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卜衛是一位難得的好老師。

她首先肯定了孫冉的構想有獨特的價值，又手把手教給孫冉怎樣設計問卷、怎樣抽樣、怎樣訪談等具體方法，卻又不包辦代替，一切讓她自己做起。

我一直在為孫冉擔心。如此複雜的社會調查技術，一個高二學生能夠掌握得了嗎？又是這麼短促的時間，又是到外國去發放問卷，會不會亂了套？

其實，今天的青少年遠比成年人靈。孫冉接受了卜衛老師的指導之後，充滿自信，甚至還輕鬆愉快。大約也就不到一個晚上，她已經將問卷設計出來了。

我看了一下女兒的問卷，居然像模像樣的，還有幾分專業的味道。她將勤苦狀況分為四大指標，一是學習狀況；二是家務勞動狀況；三是社會勞動狀況；四是體育鍛煉狀況。各指標下的問題設計，也符合計算機統計的要求。

坦白地說，我做了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做策劃、分析和寫作、審稿，很少具體設計問卷。所以，不能不對女兒刮目相看。

更讓我欣慰的是女兒的感慨。當我讚揚她走上了研究型學習之路時，她說：

“這就叫研究型學習呀？太有意思啦！如果天天這樣學習，我們學生誰都不會厭學！”

在日本做調查

在赴日的前一天，孫冉將譯成日文的問卷影印了100份。

女兒畢竟是個學生，既無科研經費，又沒有系統支援，不可能從全日本國抽樣調查。在卜衛老師的指導下，她採取隨機發放的簡易方式，對部分日本青少年做調查。

此次赴日我與女兒同行，她兼任我的日語翻譯。從天津乘“燕京號”客輪啟航不久，已是天水之間茫蒼蒼，什麼也看不見了。

在兩天的航海生活中，我與女兒共同採訪了兩個大學生和一箇中學生，請他們談參加中日民宿交流的感覺。我這樣做的目的之一，是教給女兒怎樣做訪談。

抵達日本神戶港時，孫冉得意地告訴我，問卷已經發出去20多份。原來，中國學生將分赴日本各地，女兒委託他們代為發放問卷。我又一次向女兒翹起了大拇指。

踏上日本國土，孫冉的日語優勢一下子發揮出來。她利用各種機會與日本青少年交談，並請他們填寫問卷。

去黑姬山營地參加夏令營時，750名日本青少年來自15個都、道、府、縣，大約可以代表日本三分之一的地區。應當說，對於社會調查來說，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第30節：在日本做調查

三天半的夏令營日程十分緊張，僅爬黑姬山就用了14個小時，佔去了整整一天，並且累得讓人第二天都行動艱難。

不過，孫冉已經有了內動力，她不會放棄良機。儘管渾身痠痛難忍，她還是帶上問卷和禮品，走進一個又一個宿舍，與各地的日本營員交談。到夏令營結束時，孫冉已經回收59份問卷，並交了不少朋友。

夏令營結束後，孫冉先後到橫濱和川崎兩個日本人家裡民宿。她加印了30份問卷，陸續在各處發放。

一天傍晚，日本女大學生扶美子一家請孫冉外出吃飯。

在孫冉關於日本的系列文章中，長岡扶美子是名字出現最多的日本人，原因在於她倆緣份太深。

1999年春天，扶美子來中國民宿時，就住在我的家裡，而且是孫冉把她“挑”來的。當時，孫冉協助老師安排民宿，見扶美子自述材料中講的興趣愛好與自己一致，便起了私心，“挑”走了扶美子。

同一年暑假，孫冉赴日民宿，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