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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教諭,從國子監波及到朝堂上,衛國公府抄錄《國子監辯論報》的人手和國子監中兼職抄錄報紙的人手就明顯不夠用。
這些問題經由許六郎、蔣七郎和王士澤等人的口反應到薛衍面前。於是薛衍在同諸位國子監的學子們商討過後,將原本免費發放的《國子監辯論報》改成十文錢一份。這些錢則用來辦報紙——
其實最開始,以薛衍穿越者的思維,是想採用雕版印刷的方式來印報紙的。大褚此時已經有了印刷術,很多佛家的經文便是透過印刷版散與眾人,從而達到傳道的目的。
然而當薛衍提出這個辦法後,卻遭到了眾學子的強烈反對。原來這會兒雖有雕版印刷術,但因技術所限,民間的小作坊印出來的東西質量並不好,朝廷倒是有專業的雕版印刷機構,但是薛衍總不好為了丁點小事去麻煩永安帝罷?
何況聽那些國子監同窗的話音兒,大家普遍認為用雕版印刷術印刷出來的文章比不上親手抄錄的,簡直“有辱斯文”。
既然上升到了這麼樣的高度,薛衍也懶得自找麻煩。於是便在國子監中廣釋出告徵集願意抄錄文章以賺取潤筆費的寒門學子,然後再以十文錢一份的價格賣給諸位同窗、教諭以及朝上願意湊熱鬧的那些大人們。而那些寒門學子,也樂得有這麼一份“清貴”的兼職——既可以賺錢,又可以觸類旁通,熟讀經義。畢竟現如今能被選到辯論報上的文章,不是當朝大儒撰寫的,就是言之有物,立意新穎。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這些寒門學子們更是又痛苦又快樂的一頭紮在抄錄文章的苦海中。
薛衍的這一番舉措倒是解決了燃眉之急。只可惜好景不長,漸漸的《國子監辯論報》的影響力涉及長安周邊,其他州學縣學的學子乃至縣衙府衙的官員們也都託人來買報紙。這麼一來,薛衍徵集的這些“人工”明顯又不夠用了。而且從人工抄錄辯論報所耗費的時間上來看——因為國子監每天的課上都有清談辯難,所以原本的出報時間是一天一期。後來人多,便成了三天一期,再後來又拖到七天一期。現如今是十天一期……卻仍然出現了頭一期的辯論報還沒抄錄完全,下一期的策論投稿都已經交上來的窘境。
到最後連忙著朝廷備戰的永安帝都驚動了。得知薛衍搞出來的大動靜後,永安帝哭笑不得的說了句“不愧是朕家子侄,去國子監唸書也能鼓搗出這般動靜”,於是又將薛衍召入宮中好一番盤問,薛衍在永安帝和諸位臣工的諸般壓榨下,昏頭漲腦的說了些諸如“報紙便是朝廷的口舌”“此乃教化之功”“可以操控輿、論”之類的論點。永安帝與諸位朝臣商議過後,御筆親批,倒是允了薛衍將《國子監辯論報》拿到朝廷去刻印。
薛衍託了《國子監辯論報》的福氣,倒是頭一次感受到大褚版的雕版印刷術。結果前前後後來了幾次後,薛衍也有些受不住朝廷的大手筆了——無他,一則費錢,二則費時。
畢竟所謂的雕版印刷術,乃是朝廷將所要頒佈的文典著熟手匠人燒錄在銅板上,一一印刷。如此一來,倘若是印尋常的經史子集也還罷了,總是有模子的,倘若是印《國子監辯論報》這種每天內容都不同,卻要印海量份的,一則難為匠人們要天天燒錄銅板,這便是費時費力,而且浪費了好多銅板——用一回就不能再用了,實在費錢。
所以就算《國子監辯論報》的讀者們全都殷殷期盼著,被送到了工部採用雕版印刷技藝的《國子監辯論報》還是不能天天按時發放——原因無他,蓋因刻銅板的熟手匠人們最快的速度也只是三天刻出一塊銅板罷了。而且這些匠人們辛辛苦苦刻出來的內容,也只是用過一次就不能用了。
看的薛衍心裡淌血般的難受。轉身便向工部主事詢問道:“為什麼不想辦法,將那些字一個個摳下來,然後按照所寫內容拼好再印刷。如此一來,豈不是能省好些事兒?”
永遠不要小看古代勞動者們的智慧。薛衍不過是一句刻意的話,果然驚醒夢中人。工部主事當即放下所有事務,纏著薛衍一一問詢了話中之意。而薛衍也在青銅手鐲中翻出有關活字印刷術的大部分內容,就工部主事的問題答疑解惑。
當晚,工部主事便召集了所有工部的官員,商議了什麼薛衍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們點燈熬油的努力了幾個月,果然攻克了活字印刷術這個難題。
而在活字印刷術成功發明之後,首先受益的便是《國子監輿論報》——終於能一天一次的印刷出來了。其次震動的便是朝野上下。蓋因國、朝最重“教化之功”,活字印刷術一出,首先影響的便是讀書人。於是永安帝同諸位臣工商議過後,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