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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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還有謝富治的簽字，但都沒有批示。
兩個月後，原先4人中領頭的那個人，又以同樣的內容再次上呈，現在已查不出送達的範圍了，但檔案第5卷宗上，有汪東興閱後的簽名，估計是汪退回的。看來又像是沒有結果。
一個月後，總部那個負責人再次催促進展。由於一直沒有突破，專案組建議：“未查清張愛萍在華東通敵問題，建議逮捕原反間組成員……”
1968年3月2日，他們在上送的批捕報告上寫道：反間組是“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任命潛伏上海的特務”，“為潘漢年、揚帆收羅起來”，“張愛萍從潘揚那裡接受到海軍”，“給臺灣蔣匪送情報”等等。
經軍委辦事組報中央批准，又將原反間組成員抓捕歸案。
直到“文革”結束兩年後，他們的夫人找到我家，父親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這些隱蔽戰線的同志們，不是被敵人，而是由於自己內部的原因，前後兩次經歷了鐵窗生涯。釋放後，專案組仍然通知他們所在單位：“先行批鬥，然後按黨的政策處理”、“起碼不能恢復原職務”。家屬和親人們一直受到株連。
是誰，在為共和國犧牲！他們應該做出這樣的犧牲嗎？今天的人們，不應該讓悲劇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間組人員的同時，專案組長下達了“可以先審張愛萍”的指示。於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開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審訊。
3月11日的那次審訊，從下午2點一直審到次日凌晨4點，長達14個小時。
中央二辦給江青寫信的那個人，一直在密切關注案情的進展，3月15日，來專案組督戰，提示要把張愛萍的日特問題和通敵聯絡在一起考慮。他說：“張愛萍對通敵性質還沒承認。他就是日本特務，應該說他一開始就是為了給敵人送情報。他是披著共產黨外衣進行特務活動的。”
負責專案組的總參領導馬上表態：“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辦的那個炫）同志意見辦，現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張愛萍日特和通敵的具體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辦又將材料並附通敵罪證，送往新組建的軍委辦事組，李作鵬、黃永勝、吳法憲圈閱後報江青。
我不厭其煩地引證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讀者能思考一下，這是為什麼？
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
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檔案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1974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的歸咎於哪個個人了。
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制的弊端時，他說：“什麼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周衣冰是華東的戰將，他敬仰也熟悉我父親。90年代初，我們在一次閒聊時他說：“老爺子（指我父親）說的話，很多是警句。我在軍委常務會議上就聽他說過‘用好人，辦好事；用壞人，就只能辦壞事！’現在想來，我看他是有所指的。發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專案組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設立專案組審查干部，姑且不論這種方式在法制社會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當的一批專案組，他們不僅不尊重事實，而且還要捏造事實；千方百計的逼迫、誘導證人做出偽證；甚至毫無顧忌地要求像公安局這樣的司法專政機關篡改檔案，編造歷史；即使事實已經證明了被審查的幹部沒有問題，純屬是冤假錯案，也要誤導所在單位，繼續折磨他們。這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是我們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無賴，而是黨的高階幹部！是中央委員！是老紅軍！是三八式！是貧苦的無產階級！他們曾受黨的多年教育，經受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他們都曾在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部二級部這樣地位顯赫的部門工作過；他們中有的人甚至佩戴過黨和人民授予他們的上將軍銜！他們真的是認為黨內混入了許多敵人，還是為了迎合某種政治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