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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澳大利亞或非洲，雖然在書上讀到過，卻從未見過金字塔或吳哥窟，從未搭過行駛於香港的九龍與維多利亞之間的天星小輪，也從未到加勒比海浮潛或坐在泰國的沙灘上。除了幾次因業務需要，在波羅的海諸國和鄰近的北歐國家，當然還有蘇黎世和倫敦短暫停留過之外，她幾乎不曾離開過瑞典，或者更正確一點，是幾乎不曾離開斯德哥爾摩。
過去她根本負擔不起。
她站在羅馬的飯店房間視窗俯視加里波底路。這座城市彷佛一堆廢墟。這時候她作出了決定，便披上夾克，到樓下大廳詢問附近有沒有旅行社。她買了一張單程機票前往特拉維夫，接下來幾天穿梭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區，並造訪阿克薩清真寺與哭牆。她看見街角有一些荷槍計程車兵，心生疑慮，隨即飛往曼谷，繼續旅行直到年底。只有一件事她非做不可，就是前往直布羅陀，還去了兩次。第一次是為了深入調查她選擇為她管錢的人，第二次則是看他是否做得稱職。
經過如此漫長的時間後，開啟菲斯卡街的自家門鎖，感覺很奇怪。
她將購買的東西和肩揹包放在門廳，按下四位數密碼解除安保，然後脫掉溼透的衣服丟在門廳地板上，赤裸著身子走進廚房，插上電冰箱插頭，將食物放好之後，才進浴室衝了十分鐘澡。晚餐吃了一塊用微波爐加熱的比利牌厚皮比薩和一個切片的蘋果。然後開啟一個搬家用的箱子，找到一個枕頭、幾條床單和一條毯子，由於已經封箱一年，有點怪味。最後將放在廚房隔壁房間裡的床墊鋪設好。
她頭一沾枕不到十秒鐘便入睡，而且一睡便是十二個小時。起床後啟動了咖啡機，身上裹著一條毯子，也沒開燈就坐在靠窗座位上抽菸，一面看著皇室狩獵場和鹽湖令人目眩神迷的燈光。莎蘭德回家後第二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早上七點，她便鎖上公寓的門，離開樓層前還先開啟樓梯間一扇氣窗，將備份鑰匙系在她事先綁在牆面排水管夾鉗上的一條細銅線上。經驗告訴她隨時都得準備一把備份鑰匙，有備無患。
外頭的空氣冰冷。莎蘭德穿著一件薄薄的破牛仔褲，其中一個後側口袋下方裂了一道縫，還能看見裡頭的藍色內褲。身上穿著T恤和保暖的高領羊毛衫，但羊毛衫領口的接縫已經開始磨損。另外她也找到那件肩膀處有鉚釘、但已磨損的皮夾克，並決定找個裁縫師補一補口袋內幾乎已不存在的襯裡。她腳上穿的是厚襪與靴子。整體而言，相當舒適暖和。
她沿著聖保羅街走到辛肯斯達姆，再到倫達路上的舊住處。首先先檢視川崎摩托車是否仍安然停在地下室。她拍拍摩托車坐墊後才上樓，進門時還得推開門後成堆的垃圾郵件。
先前她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間公寓，因此一年前離開瑞典時，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設定自動轉帳付清定期帳單。公寓裡還有傢俱，是她長時間從垃圾處理站和大型廢棄物當中辛苦蒐集來的，另外還有幾個有缺口的馬克杯、兩臺舊電腦和大量紙張。但沒有一樣有價值。她從廚房拿出一個黑色垃圾袋，花五分鐘挑揀郵件，絕大多數都直接扔進了塑膠袋。有她的幾封信，主要是銀行帳戶明細和米爾頓安保的稅單。接受監護的好處之一，就是根本無須自己處理報稅事宜，而由於平常無須作這類的聯絡，因此一出現便格外醒目。除此之外，一整年下來只累積了三封私人信件。
第一封來自一名叫格里塔·莫蘭德的律師，她是莎蘭德母親的遺囑執行者。信上說母親的產業已處理完畢，莎蘭德與妹妹卡米拉各繼承了九千三百一十二克朗。該筆金額已經存入莎蘭德小姐的銀行戶頭，麻煩她確認一下。莎蘭德將信塞進夾克的內側口袋。第二封是阿普灣療養院院長麥卡爾森好意來信提醒，已將她母親的私人物品整理裝箱，請她與療養院聯絡，看要如何處置這些東西。信末並強調，年底前若未接獲莎蘭德或她妹妹（他們沒有她的地址）的訊息，由於院中空間寶貴，他們只能將物品丟棄。她發現這封信是六月寄的，便拿出手機打電話。箱子還在。她為了自己沒能早點答覆表達歉意，並答應隔天就去領取。
最後一封信是布隆維斯特寫的。她思索片刻後決定不拆信，直接丟進袋子。
她將還想留下的各種物品與小東西裝入另一個箱子，搭計程車回到摩塞巴克。接下來她化了妝、戴上眼鏡和一頂及肩的金色假髮，並將一本伊琳，奈瑟持有的挪威護照放進袋子。她照著鏡子打量自己，覺得奈瑟和莎蘭德有些相似，但仍是截然不同的人。在約特路上的伊甸咖啡館草草吃了一個布里乳酪三明治、喝了一杯拿鐵當午餐後，她走到環城大道上的租車中心，用奈瑟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