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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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卻深感欣慰，因為這樣的結論削弱了猶太人對這座城市擁有權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發現卻證明大衛王確實存在。儘管《聖經》主要不是作為歷史來書寫的，但它仍是我用來講述這個故事的歷史來源。大衛城的規模和《聖經》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討，至於當代關於大衛城的衝突，請參見《後記》。

需要說明的是，撰寫19世紀的事情時不可能忽略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的影響。賽義德是一個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後來成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教授和世界政治領域最早為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搖旗吶喊的人，他認為“歐洲中心論者對阿拉伯…伊斯蘭民族及其文化有著微妙而持久的偏見”，特別是19世紀的旅行者，諸如夏多布里昂、梅爾維爾和馬克·吐溫等，既貶低了阿拉伯文化，又為帝國主義開脫。然而，賽義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隨者試圖將這些西方入侵者從歷史上抹去，這同樣是荒謬可笑的。如上所述，這些訪問者很少能看到並理解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實生活，而我致力於展示這些原住民的實際狀況。然而，這本書不是一場論辯，耶路撒冷的歷史學家必須展示西方浪漫主義帝國文化對這座城市的決定性影響，唯有如此才能解釋中東與大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

同樣，我也描述了英國世俗主義者和福音傳道士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歷程，從帕麥斯頓和沙夫茨伯裡，到勞合·喬治、貝爾福、丘吉爾和他們的朋友魏茨曼，這些人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19世紀和20世紀唯一一場最能對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運起決定性影響的運動。

本書的主幹部分結束於1967年，因為“六日戰爭”基本上確定了今天的形勢，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後記》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為止的政治發展，以對三大聖地典型清晨的詳盡描述收尾。但形勢始終在不斷變化，如果我要繼續詳述耶路撒冷迄今為止的歷史，那麼這本書將無法結尾，而且不得不隨時更新。最後，我試圖說明耶路撒冷為何會繼續成為和平協議的核心與障礙之所在。

這部作品是在廣泛閱讀古代與現代的一手文獻，同專家、教授、考古學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進行私人探討並無數次拜訪耶路撒冷、聖蹟和考古發掘現場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創作的結果。我有幸發現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帶給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悅：一是在耶路撒冷度過了許多時光；二是讀了從烏薩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愛維亞·瑟勒比和瓦希夫·賈瓦哈里耶到提爾的威廉、約瑟夫斯和T．E．勞倫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別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亞美尼亞人、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成為了朋友，並在激烈的政治危機中得到這些人的充分信任與慷慨幫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為書寫這本書作準備。從孩提時代起，我就經常繞著耶路撒冷轉來轉去。因為家族的關係（正如書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訓”。不管與耶路撒冷有什麼私人聯絡，我在這裡只是為了講述真實發生的歷史和人們相信的歷史。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一直都有兩個耶路撒冷，天國的和塵世的，兩個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於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實。但無論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寫作方法不可能使每個人都樂於接受——畢竟，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銘記勞合·喬治給他的耶路撒冷總督斯托爾斯的忠告——斯托爾斯當時正在遭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雙面夾擊——“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話，你將會失去工作”。

序幕

猶太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的兒子、率領大軍圍攻耶路撒冷達四個月之久的羅馬將領提圖斯，命令全軍做好在黎明時分進攻猶太聖殿的準備。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倫人摧毀耶路撒冷的日子。當時，提圖斯統率四個軍團，總共六萬名羅馬士兵和當地的輔助部隊，決意要給這座持續抵抗且已傷痕累累的城市最後一擊。在耶路撒冷城內，忍飢挨餓、苟延殘喘的猶太人可能有五十萬：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熱分子，一些人是四處劫掠的強盜，但大部分是無法逃脫困境的無辜百姓。猶地亞之外住著許多猶太人——在地中海和近東地區都能發現他們的蹤影。這場近乎絕望的最後抗爭不僅決定了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運，還關係到猶太教和少數猶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來——甚至還關乎六個世紀之後伊斯蘭教的形成。

面對聖殿的高牆，羅馬人修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