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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各會修士的襲擊，方濟各會中的隨軍教士“指控我是猶太人”。隨後，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讓他改宗伊斯蘭教，並將其帶至法官面前，法官對他進行了盤查，就當他是個基督徒釋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狂熱的行為、突然的暴力暴露出被大肆吹噓的奧斯曼帝國的寬容政策的侷限性：在伊斯蘭學者的要求下，奧斯曼帝國總督強行關閉了為人鍾愛的拉姆班猶太會堂。伊斯蘭學者要求猶太人不得在此祈禱，拉姆班猶太會堂被改造成了倉庫。當方濟各會不動聲色地擴大他們在錫安山的地盤時，謠言開始流傳說，他們要挖地道到馬耳他以引來基督教軍隊：方濟各會受到法官和暴民的襲擊，還是奧斯曼帝國衛戍部隊幫他們解了圍。一個葡萄牙修女為穆斯林兒童施洗，並抨擊伊斯蘭，結果在聖墓大教堂的院子裡被燒死在柴火堆上。＇4＇
1610年復活節，一個英國年輕人來到這裡，他不僅代表了新興的新教，也代表著新世界。
喬治·桑迪斯：第一個英裔美洲人
喬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是約克大主教的兒子，還是個學者，曾將維吉爾的作品翻譯成英文。桑迪斯為耶路撒冷的衰敗感到驚駭。“很多地方都被廢棄，老的建築全被毀掉，新的卻粗俗可鄙”。在西牆看到說著拉迪諾語的塞法爾迪猶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興趣：“他們誇張的姿勢加上荒唐的點頭舉止，使所有的野蠻都相形見絀”，他認為“這讓人不發笑是不可能的”。這位虔誠的新教徒認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強行傳教行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厭惡。耶路撒冷“曾經神聖而榮耀，被上帝選中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過是“一個充滿神秘和故弄玄虛的劇院”。
那年的復活節，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讓桑迪斯感到震顫：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聖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數千朝聖者，每人帶著枕頭和地毯，湧入聖墓大教堂過夜。耶穌受難節這天，他跟在遊行的方濟各會隨軍教士後面，教士們抬著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蠟制耶穌像沿苦路行進，隨後將蠟像釘在了十字架上。數千人擠在聖墓大教堂，並在教堂院子裡架設起營帳。桑迪斯觀看了聖火儀式：“野蠻的喧鬧聲”，鐃鈸的敲擊聲，“女人的尖叫聲”——看起來“很適合用在酒神祭典中”。當聖火出現時，朝聖者圍著聖火奔跑起來，“就像瘋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他們還對新來者解釋說這不會燒到自己”。
這位許多聖歌的創作人是一個狂熱的新教徒，他像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一樣虔誠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聖經》本身視作信仰的基石，在聖墓和十字軍列王墓前情緒高昂地祈禱著。回到故土後，他將自己的書《1610年開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1610）獻給年輕的威爾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親詹姆斯一世剛剛授意五十四名學者編寫可供所有人閱讀的英文版《聖經》。1611年，學者們公佈了欽定《聖經》英譯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譯本。這是翻譯中的傑作，充滿著富有詩意的英語，使神聖的經典更加生動。這部《聖經》遂成為英國國教（Anglicanism）的精神和文學核心所在——安立甘教是英國獨有的新教派別。有位作家稱這部《聖經》是“不列顛民族史詩”，它將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置於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美國人生活的中心。
桑迪斯是現實中的耶路撒冷與“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間的一條紐帶。1621年，桑迪斯前往美洲做弗吉尼亞公司的會計，他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間帶頭劫掠美洲土著阿爾岡昆人，並對他們大肆屠殺：新教徒比17世紀的其他宗教信徒都更能殺害那些反抗的異教徒。桑迪斯並非美洲唯一一個到過耶路撒冷朝聖的冒險家：亨利·汀布萊克這時候正在弗吉尼亞。他們到美洲這塊新的“應許之地”進行朝聖之旅，至少部分是因為新教徒所謂耶路撒冷宛若天國的觀念的啟迪。
桑迪斯和汀布萊克所在的弗吉尼亞的居民屬於保守的英國國教會，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讚賞。然而，國王們無法抑制對一種新的熱誠且激進的新教主義的期許：清教徒信奉《聖經》的根本真理，同時也期盼彌賽亞立即降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爆發的“三十年戰爭”只是強化了這一感覺，即末日審判正在臨近。這是個不尋常的時代，三種宗教都出現了那種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動。此時莊稼歉收。那些舉著大鐮刀的收割者藉著瘟疫、饑饉和宗教戰爭的機會，在歐洲大肆殺戮，數百萬人因此喪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