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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雷森成為美國領事之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福音派教徒訪問了耶路撒冷，為世界末日作準備。美國政府最終將克雷森免職，不過他又連續數年為猶太人頒發保護簽證以示反抗，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邁克爾·波阿斯·以色列，還皈依了猶太教。而對於他拋棄多年的妻子來說，這種啟示太過遙遠。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佈克雷森精神失常，並舉出了他揮動著手槍、在街道上高談闊論、在管理財務上極不稱職、痴迷於折衷主義、計劃重建猶太聖殿、性生活有異常行為等一系列證據。他不得不從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費城，接受精神失常審判。這是一個著名的案例，因為克雷森夫人是在對美國公民可以信仰他們願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憲法權進行挑戰，而這種權利正是傑斐遜式自由的精髓。
在審判過程中，克雷森被發現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訴，並且得到了複審的機會。克雷森夫人“要麼否認她的救世主，要麼否認她丈夫”，而克雷森則“要麼否認上帝，唯一的上帝，要麼否認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輸掉了第二輪審判，證實了美國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則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開闢出一塊猶太模範農場，學習《摩西五經》，在與其美國妻子離婚後他娶了一位猶太妻子，他還一直堅持不懈地寫成了《大衛的鑰匙》一書。克雷森被當地猶太人尊稱為“神聖的美國異鄉人”，他死後被葬在橄欖山上的猶太公墓裡。
耶路撒冷現在到處都是追尋天啟的美國人，以至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將這種歇斯底里與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相對比。當赫爾曼·梅爾維爾訪問耶路撒冷時，他對美國基督徒千禧年論的“傳染病”既感到著迷又加以排斥，他稱這是“荒謬的猶太躁狂症”，該症狀“一半憂鬱，一半可笑”。這位美國領事在貝魯特曾問過他的秘書：“當有任何瘋狂或沮喪的美國公民來到這個國家時，我該怎麼做呢？”他還說：“還有一些不久後來到耶路撒冷的人，他們腦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救世主在這一年要降臨。”然而，梅爾維爾深知這種宏偉的撼動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說：“沒有哪個國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驅散人們心中美好的期望。對一些人來說，這種失望是錐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對於美國和英國福音派人士有關基督再臨的憧憬至關重要，然而這種迫切的期望卻在俄國人對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熱情面前相形見絀。19世紀40年代後期，俄國沙皇有著狂熱的侵略野心，意圖將耶路撒冷變為英國人威廉·薩克雷所稱的“世界的過去和未來歷史的中心”，並在歐洲引發了一場戰爭。
歐洲憲兵與聖墓大教堂的槍戰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羅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穌受難日，這一日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和其士兵在聖墓大教堂中拉響了警報。頗不平常的是，這一年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復活節剛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們不單單準備好了他們焚香用的香爐，還準備了手槍和匕首，藏在樑柱背後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將會率先進行他們的祭祀活動呢？希臘人將他們的祭布鋪在了耶穌受難像的祭壇上，贏得了這場比賽。天主教徒緊隨其後，但是已經太晚了。於是，天主教徒質問希臘人，問他們是否得到了蘇丹的准許。希臘人也質問天主教徒，問授權他們率先進行祈禱的蘇丹的聖旨又在哪裡。此時，雖然雙方還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他們的手指想必已經在長袍下槍支的扳機上游走。突然，雙方開始了打鬥，他們揮舞著身邊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裡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燭臺、燈等都成了打鬥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鐵器亮出，槍戰開始。奧斯曼帝國士兵艱難地進入教堂，以制止戰鬥，結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聖墓大教堂周圍。
這次殺戮在世界各地產生了極大反響，尤其是在聖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裡那些爭論者們帶有攻擊性的自信對映出的不僅僅是宗教，還有他們背後的帝國。新鐵路和汽船的出現使全歐洲到達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從敖德薩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許多，兩萬多朝聖者中絕大多數都是俄國人。一個法國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個特定年份裡，四千多名聖誕節朝聖者當中，只有四個是天主教徒，其餘的都是俄國人。俄國人對東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從居住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小村莊中生活窘困的底層農民，到處於社會最頂層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東正教建立神聖俄國的使命同時被這兩個處於社會兩級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時，莫斯科大公國的大公們都將自己視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繼承人，將莫斯科視為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