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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兩次試驗都準確無誤，但從現在來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眾信服，此後估計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說不準哪天它肯定會發生。
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經驗，而它們的代價可能同樣讓我們傷痛欲絕。
比如說，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我們認為的那樣，只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也許可能是兩次。
再比如，想要讓人認識到，推行閉關鎖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毀掉實行這種制度的民族，這就至少需要20年國家的災難來作為試驗週期。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在韃靼王朝統治下的中國，那個東方的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甚至要比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們必須要提到一點，群眾從不受理性的影響，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
正因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藉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因為群體從來也不會遵循正常的邏輯。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下，一位善於鼓動群眾的演說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讓群眾相信什麼，就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甚至要帶著群眾振臂高呼、大喊口號。
第二，演說家要以一種很低階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變它們的看法。比如說捏造場景、追憶往昔、或是憧憬未來，只有這樣做，才能夠帶著群眾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
第三：在這個演講的過程中，演說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眾的情緒變化，看清楚他們是高興還是沮喪，是悲痛還是憤怒。只有注意到這一點，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言辭，把群眾的情緒引到自己需要的軌道上來。
說到底，想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演說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講，都必須把握這樣一條原則：演講者必須要遵循聽眾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則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響。
許多演說家都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他們希望以精密的邏輯來引導聽眾，或是用嚴謹的推理來牽制聽眾。因此在向群眾講話的時候，總是會藉助一系列大體嚴密的論證步驟，而當這種手法不起作用，他們又會感到萬分困惑。
曾經有一位邏輯學家在遭受失敗後憤怒地說：“我的邏輯毫無謬誤，我建立在三段論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無機物，只要它能來推演這組公式，也會不得不表示同意。”
這位大學者的話再正確不過，不過他在憤怒中也沒弄清楚一點，群體不比無機物更聰明，它甚至沒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嘗試著用推理來說服原始的頭腦，比如說服一個野蠻人或是兒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麼的不值錢。
事實上，不要說野蠻人或是兒童，即使是對付幾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擋不過感情。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體的感情面前俯首稱臣。
直到現代，它們的真實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也有不少開明之士，但沒有一個人透過理性思考認識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對魔鬼的罪行或燒死巫師的必要性表示過絲毫的懷疑。
不過，對於群體不受理性引導這件事情，我們倒不必過於遺憾。
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這樣看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力量，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
我們在前面說過，每個民族都擁有其獨特的民族性格。現在，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攜帶著它命運的定律，它簡直等同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種使橡果長成橡樹或讓行星在自己軌道上執行的力量一樣。
如果我們要對這種力量有所認識，就必須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進化過程，而不是這一進化過程不時出現的一些孤立的事實。
如果只考慮這些事實，歷史就會變得彷彿是一連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的上帝，如果不是猶太民族的堅信，耶穌也不可能由一個木匠之子變成一個持續兩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為基礎形成。
再比如說伊斯蘭教的創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種無與倫比的虔誠，一小撮從沙漠裡冒出來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