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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了擎宇的回答之後，于成龍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關於曾國藩的，于成龍問的是曾國藩的文學成就和軍事功勞，於是在一番思索之下，玄影他們很快的就想出了答案：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創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咸豐四年（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嶽州、靖港敗於太平軍，接連吃敗戰，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後沉靜自省，重整旗鼓，復佔嶽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湖南。咸豐八年（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如虹；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曾國藩入南京後，信守對將士們的諾言，「……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記》）曾國荃殺人如麻，縱兵焚城，「雪帥」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後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
湘軍將帥之廉勇，軍紀之嚴明，是其勇猛善戰的重要原因，亦使湘軍威震天下。由此，戰亂各省紛紛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風，後人有“天下無湘不成軍”之說。
在回答了于成龍的問題之後，再來就是曾國藩的提問了，曾國藩提問的問題是關於李鴻章的，問題是這樣的，“李鴻章的功過有很多，不過他最厲害的就是他的外交能力，所以我想知道他的外交事件。”聽了這問話之後，玄影只能開口慢慢的訴說了起來：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儘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援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併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後，李鴻章還分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