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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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儲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透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裡修了一箇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札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建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想透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鉅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復”。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透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佈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繫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