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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能當君主的其他劉氏子弟。既然祖先劉邦的政權是從別人手中奪來的，那我就仿效我的先輩，也來奪取你君主的政權吧！
於是大漢初期叛亂不斷，雖然最後君主們都平息了叛亂，但初生的漢政權已經面臨了巨大的危機。
就在這個是時候，一個偉人橫空出世般的出現了。他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君權神授論，使皇權官僚體制中的統治權變得至高無上，皇帝成為九五之尊，上天的兒子。從此君為臣綱，春秋時代那種賓主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已然不在。當然，為了對抗地方，也是作為中央控制地方的方法，董仲舒還提出加強中央集權的幾點措施。至於另外提出的觀點，那就更多了。
可以這麼說，董仲舒提出的皇權官僚體制，歷時兩千年，彌久而更新。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董仲舒本人則可以稱為“封建體制之父”。不過，眼下王奇的突然出現，就不可能再讓老董戴這頂帽子了。
但王奇對董仲舒的觀點也並不是完全批判，除了和王奇的君主立憲論極端違背的，其餘的觀點王奇都是有選擇的接受了，甚至有的還倍加推崇。實際上也不可能完全批判，不然的話可能會引起所有人的反對。
董仲舒當初透過“君權神授”論特地為一個平民政權加冕。其中的一句“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語出《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化為後世所謂“奉天承運”的口頭禪。當然，老董這麼說是給了下面的人不敢反對天子的理由。但王奇的目標可是推翻劉漢，當然要破除這種觀點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了。
王奇在自己的書中指出，如果君王張揚跋扈，反而猶如秦始皇，那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也就是《尚書》所謂“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殷革夏命”《尚書·；多士》）。
先前孔孟認為社會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擇其要者定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政）權、父（族）權、夫權，再加上一個神權，就是**所講的“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根極大的繩索”。再將儒家張揚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
這個“三綱五常”歷來是皇權**主義的根基，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由此而來。王奇當然也是不願意這種觀點大量流行的，但又不好直接提出反對的意見，特別是裡面的很多條款都是很得人心的。像裡面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一條，要是現在王允要求王奇做什麼事，而王奇偏不去做的話，估計王奇就得被那些名士大儒罵死了。
既然不能提出反對的意見，王奇就決定儘量的正確解釋它，讓它為自己所用。
王奇提出，皇帝也是“天”的兒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至於什麼是天道，那還不簡單，王奇很直接的提出，民意即天意，所以天下萬民就是皇帝的天。既然這樣了，那如果皇帝不能善待民意，就是不“孝”，這樣不“孝”的君主，人民還有必要效忠嗎？以孝來對抗忠，就是王奇為了對皇權產生制衡而提出的一個方法。
至於剩下的那“兩綱”和“五常”，對王奇並沒有什麼切身厲害，特別是其中的“五常”，王奇甚至還是十分欣賞的，所以也就不加反對了。
為了能夠更好的限制皇帝的權利，王奇更是對董仲舒的“君臣離合”論大家讚賞，花了很大的篇幅來宣傳這一觀點。君王取法於“天”，人臣取法於“地”。取法於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說不練。取法於地者，則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臺、總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謂之“離”，君臣相互配合，謂之“合”。（《春秋繁露·；離合根》）。
影射漢靈帝的離合尺度把握的太不好了，現在他雖然沒有把權力自己一把抓，但是基本上就是交給他的代理人宦官的，這樣的做法是太貪權了，應該分一些權力給其他人。這種觀點是很得清流名士的心的，王奇就是想利用董仲舒的“離合論”來給自己的“立憲論”找到藉口。
而王奇為了削弱皇帝的權威，就儘可能提高人們對民意力量的重視，提升對人民的重視度。在這方面，王奇早已經想好了辦法，那就是推崇孟子，推崇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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