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度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
第二天，日軍出動二十五輛卡車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為同夥收屍，一無所獲。從此以後，敵人再也不敢讓小部隊單獨行動，小股日軍下鄉襲擾百姓的現象也很少見到了，廣闊的鄉村又重新成為騎兵團馳騁的戰場。
051 ①宣撫官：到處開會講演，對人民進行奴化教育的人，宣揚“親日友善”的思想。
052 ①軍曹：日軍的軍銜。
第八章新來的團長（1）
1939年底，閻錫山製造的“十二月事變”引發了抗戰期間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當反共急先鋒的是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開始的時候，共產黨以教育爭取為主，一再忍讓，結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師、暫三師得以佔據冀南，進逼冀中。於是，從1940年3月到7月，八路軍集中十七個團，分成左、中、右三個縱隊，連續發動兩次討逆戰役，殲滅石友三及其同夥六千五百餘人，把這個老軍閥趕回了魯西南。
這期間，劉春雷和二十多個斥候騎兵被抽調到中央縱隊的通訊隊，在宋任窮、陳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長（開國中將）之間來回跑。
按說，八路軍步兵的團、營單位也有騎馬的通訊兵，可真打起這種十多個團的大仗來，乘騎通訊員就顯得數量不夠，戰鬥力也不強，需要斥候騎兵予以協助。打仗的時候，騎兵們聚集在首長周圍，領導一發話，一個騎兵跟一個專職通訊員，或者兩三個騎兵跟上一個參謀，打馬就往部隊跑。乘馬通訊經常要穿越一些情況複雜的地段，斥候兵平時經常在外面轉，見多識廣，熟悉沿途環境，對周圍的敵情也比較瞭解，能夠提高安全性和準確性。
但是，戰場上的情況多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有天晚上，劉春雷和新四旅的通訊員去七七一團送信。黑夜裡，他倆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幾個小時到了個村子。哨兵問“什麼人”，這邊答一句“送信的”，馬也沒停就進去了。
他們進了村就找馬燈。那時候，部隊的辦公機關晚上都在院門口掛一個馬燈，通宵亮著。他們走到馬燈跟前喊聲“報告”就往院子裡鑽。等屋裡的人探出頭來，他們這才發覺不對：“是敵人！”兩人轉身就跑。劉春雷動作快，打馬從村子的另一頭衝出去了；通訊員的動作慢了點，被打死在路口。
有時候通訊員和參謀不夠用了，騎兵也單獨送信。但由於畢竟不是幹這一行的，對一些軍事術語也就聽不明白、說不清楚（為了防止意外洩密，騎兵傳令大都是口信），特別是首長們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讓北方兵們犯糊塗。
有一次中央縱隊派騎兵傳令，四個人愣是傳出三種說法來，把徐深吉旅長（他也是湖北人）氣得要命。
1940年8月，劉春雷回到騎兵團，團部通知他到騎兵二連去當班長。
這時候，廖冠賢調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團當政委，黃家景①團長也調走了，參謀長徐國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團去當副團長，由政治處主任況玉純升任騎兵團政委。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騎兵團沒有團長、副團長，也沒有參謀長和政治處主任，只有新上任的況玉純政委一個人管事。
當然，特派員徐青山也能幫著況政委，於是兩個政工領導就接著“反對不良風氣”，結果反著反著就出了個事故。
騎兵團有一幫陝北來的基層幹部，戰功大，脾氣也大。這裡面，新任四連長韓永正的性格最倔，沒人敢惹；老的二連長王永元被教訓過一次，老實多了；剩下的一連長許得和（1942年犧牲）、一連副連長米秀山和三連副連長李樹茂（1948年犧牲）就成了典型。
這三個紅軍出身的連幹部以往都是立功受獎勵的角色，現在每天被戰士們提意見、被支部書記批評，弄得灰溜溜的，怪沒有面子；再加上老領導又都調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當然，他們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國軍，更不是想叛變當漢奸，聽說徐海東在新四軍四支隊當司令員，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軍團長。於是三個人約好，趁夜晚開溜。
他們出了門就後悔了。別說不知道徐海東指揮部的確切地點，就算是知道，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殺掉就是被八路軍抓住槍斃。三個傻小子在道溝裡蹲了一夜，天亮就回來了。
許得和、米秀山和李樹茂原本是十三四歲就參軍的紅孩子，1940年的時候都還不滿二十歲，雖然久經沙場，其實沒有多少社會經驗，離開部隊這個大集體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說實話，他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