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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奶奶住在他們那裡，得罪了他們也就惹惱了奶奶，父親是個孝子，這種事是不會做的；因此，應籌各種親戚成了父親的又一項主要“工作”。那時的鄉下人可不象現在這麼財大氣粗，城裡的一切都是他們的理想，有個象父親這樣的有“官兒”帽的親戚，簡直就是“萬事通”，來辦事的，我們家是免費旅店吃住全包；來看病的，我們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療晚上回來，非住醫院不可的，父親或姐姐早晚得送飯，交藥費時，陪同病人的親屬會直接找到我父親單位……父親從不說是借錢，而是說：等一會兒。那時父親簡直就是辦事主管、主治大夫、財務部長，沒人相信他會去向人借錢，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裡是天文數字，是永遠也花不完的，留著有什麼用呢？後來，奶奶去逝了，這種情形便漸漸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沒人再進城來看我們了，父親也極少再到鄉下，父親攜全家開始了漫長的還債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葉我們姊妹全都工作了，家裡才抖淨了一身債務。如今的鄉下親戚再也不會羨慕那幾個工資，相繼都富了起來，偶爾有人進城辦事路過我家，也是飯不吃水不喝，提的禮讓我們乍舌，看到我們家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不免流露出一絲嘲笑，父親仍是那麼熱情，但愈熱情人家就愈急著走，似乎後悔不該來。*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變，而父親對鄉下人的態度也是一輩子不變，他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鄉下的親戚富裕了也是他的願望實現了，不管人家怎麼想，他是絕不向那些他曾幫助過的親戚開口要什麼的，別人的終歸是別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內容也單調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畫餅充飢，能吃到半個看著一個就足矣，尚或有一點點新生事物出現，就覺得充實極了，比如我上小學二年級那年，家裡買了“臺”半導體，在那個年代，這無疑是普通人家裡的奢侈品，雖說它長不過20厘米、寬不過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擺在家裡的半截櫃上顯得十分耀眼，簡直就是“大件”。記得那天下午放學，我一進門就發現了桌上擺著一隻嶄新的半導體收音機，我不敢確定那是真的、借的還是自家的，父親高興地問我：“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怎麼能不知道？在商店裡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離去，對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動地問父親：“咱家的？”父親笑著點點頭，我立刻衝過去拿起它，又怕丟到地上摔壞，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著說明書找開關，終於它被我弄響了，調出少兒節目，播放的是一首兒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紅小兵學農到近郊
……
時間太久了，我只記得這幾句歌詞。自從有了收音機我便早晚圍著它轉，爬牆上樹少了，也沒空兒和別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說連續廣播節目，我從不錯過收聽時間，早上沒聽上等中午回來聽，中午沒聽全晚上補聽，什麼《礦山風雲》、《新來的小石柱》《向陽院的故事》、《海島女民兵》、《豔陽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等等，從少兒作品到**作品，從中國小說到世界名著，半導體伴隨我漸漸長大。在七十年代，有幾部小說給我印象極深，從《新來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錦標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體育事業就是要大家集體都能完成1080°轉體，絕不能象陳超那樣標新立異搞個人動做，要提防階級敵人借贈蒼鷹圖腐蝕我們；從《向陽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愛勞動就是放了學去工地上幫工人扒沙漿，絕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賣錢搞資本主義；從《豔陽天》中我認識了勞動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後分紅就是資本主義抬頭……，那時候我腦子裡裝滿了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無時不在無孔不入，要時時刻刻提高警惕；由於警惕性過高，我和幾個愛聽小說的同學把學校門前小賣部裡的獨腿老頭當階級敵人監視了起來，我們懷疑他與《海島女民兵》中的臺灣特務劉阿泰有關，尤其是那條假腿，我們懷疑裡面也裝了發報機，有個同學尾隨他進了廁所，看見他解下假腿，便認為是要發報硬要檢查，結果被老頭兒罵了出來：“滾*蛋！老子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們仍不放鬆警惕性，經常把發現的“敵情”報告老師或家長。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不再親近那部半導體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繼買了黑白電視，有聲有像的小螢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透過電視螢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導體只有父親常擺弄它，再後來它摔了幾次，最後終於壞了，陳積厚土無人問津，我上高中的時候收破爛的把它收走了。
四、紅色向陽院
當那隻半導體還“年輕”的時候，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