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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丟人！”李荷花她媽大喝一聲：“荷花，進屋端飯去！”院子裡突然靜了下來，但不一會兒又熱鬧起來。程雯比我大一歲半，也和我同班，她家門口也有一棵大樹，不過是長在左側，而且樹身也向左斜；這家的幾個孩子在院裡說話都很氣粗，因為她父親是廠裡的革委會主任，雖說大字不識幾筐，但憑著在倉庫當保管時揭發這個揭發那個，一夜之間入了黨，老上司一上調他便平步青雲做了主任，連他那不識字的童養媳大齡老婆也從現場調到營業室開起票來。夫婦二人倒是沉默寡言，男的總低著頭走路，女的走路愛把頭高高揚起，院裡講迷信的胡老太總在背地裡說：“揚頭婆娘低頭漢，這家算佔全了，連門前的樹都是歪的，那屋裡的人心能好嗎？！”說來也怪，院裡的老老少少很少有人接觸這家；倒是我們家常常門庭若市，沒人忌會我父親是摘帽右派，大人不說小孩不懂，父親耿直善言，樂於助人，聽別人講他是被人從“上邊”整下來的，馬列理論水平相當了得，發言從不拿稿子，破例被安排到政工組當組長，在那個時代，被開除黨籍的人搞政工實屬少見。
大人之間的事我知道不了多少，只知道自從當上紅小兵便沒有同學罵我是右派的兒子了，我有了護身符，一方小小的紅塑膠牌堂堂正正地別在我左胸前，它標明瞭我的身份：紅小兵。
二、改名字
我一出生，父親便隨湖北老家的家譜“順字輩給我起名順豐，後來看我長得很瘦便希望我長胖些，豐字改為彪字，很長一段時間我只知道自己叫順彪，我很不滿意這個彪字，到了*摔死在溫都爾汗時我便有了藉口，對父親說“*是篡黨奪權的野心家，我才不願順他呢，我要改名！”父親並未反對，說：“那你就還叫順豐吧”。過去，常有人問我：“你那個彪字和林副統帥的彪字一樣吧？”語氣中分明有討好的意思，我總是反感地回答：“不知道！”說實在的，我一個小孩懂得什麼，私下裡我總有點看不慣那個倒八眉、三角眼的小老頭，他手持一本紅寶書站在*旁邊並被印在日曆牌上，我覺得不協調，感到畫面很擁擠，在我很小的時候總是這樣理解這幅畫：看，有人要打*，還是拿*語錄。上學後才知道*第一他第二，他是*最親密的戰友和好學生，他那是在保護*呢！但是到了夜裡，我藉著灰暗的燈光看到這幅畫仍沒有什麼好感，總覺得他沒有*好看，並且他的笑容也不那麼真實，還是熱愛不起來。白天，我總怕把這種情緒表露出來，或是不注意說出來，那是極為反動的，但回到家裡又忍不住那麼想，反動就反動，又沒人看見，我又不說出去。每當我注意到那幅畫時心裡總不免胡思亂想，但他是在我家的牆上，何況他手裡拿的紅寶書我也會背許多篇，我不懂政治也不可能懂，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鸚鵡學舌地背幾段語錄，裝模做樣地拿著紅寶書照像，我圖個什麼？又懂個什麼？懂個屁！我只圖那本書的封皮是紅色的。在那個紅色籠罩精神的時代，人們的言行竟是那樣步調一致，有人在廁所發現“*萬歲”的口號，用白色粉筆寫的，革委會出面調查，因為把領袖寫到廁所本身就是犯罪，況且又用了白色書寫，簡直反動透頂！最後，查出是個剛上學的小學生“幹”的，飽打一頓後被他父親帶回去寫認罪書了，那是我父親廠裡一個不識字的老工人的獨生子，晚來得子竟得了個小**，這孩子也是他家裡第一個會寫字的人；審查到最後，革委會把父子二人交到政工組，我父親沒有再審下去，立刻作出判決：把這個老工人從一線搬運組調到機關澡堂勞動改造。私下裡又託人把那個小**轉到我們學校上學，並且和我同班。他轉來不久，*被宣佈為壞人，我改了名，班主任在課堂上針對我的改名發表了演說：“為了表示對篡黨奪權的陰謀家*的憤恨，盛順彪同學已改名為盛順豐，他把和大壞蛋名字相同的字改了，這說明他的政治覺悟很高，請大家為他鼓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我的“新”名字被老師寫在黑板上。從那天起，我作業本上陸續被老師打了個小紅×，後面添上個豐字，再後來，這個彪字徹底消失了，再沒人叫我小彪了。那天，我回到家挖空了日曆牌上的那張令我討厭的臉，第二年終於換了新日曆牌，上邊印的是京劇《紅燈記》的劇照。
三、家裡買了收音機
七十年代，人們的生活水平處於低收入低消費階段，象我父親這種月收入79元的算高工資了，加上母親的49元，已令院裡人羨慕的不得了，可五個孩子的吃喝穿戴以及學費，使這一百多元的收入顯得蒼白無力，加之郊區鄉下父親的幾個哥哥月月輪番進城辦事，看病，小住，使得父親不得不常年借債。鄉下的親戚是萬不能怠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