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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他一個特大號的微笑，免得忍不住揍他。 “你嘰哩呱啦講了這麼一堆陳腔爛調，得給我一點時間消化。”
他盯著我，發現讀不出我的心緒，便聳聳肩膀說： “隨便，只是建議。”他起身拉直兩裝翻領。 “我會和你保持聯絡。”語氣暗藏一絲絲警告，接著便拿起他過度招搖的公文包，大步走出酒吧。
我不打算馬上離開，因為我週末不用上班。頭一個理由是球王。之後兩三天，他和他的重案組同事會像發狂的羅素犬，在忠誠之地跑進跑出，闖進居民的隱私天地東聞西嗅，到處刺探。我必須讓這裡的人搞清楚，我和他們完全無關。
另一個理由還是球王，只是角度不同。我感覺他似乎有一點太過擔心，放他自由二十四小時可能讓他就此脫離我的掌握。遇到年少認識的人，我們總看到當年的他，而不是現在的模樣。在球王眼中，我依然是那個衝動小子，做起事來永遠十萬火急。他自己這些年學會了控制自我，卻沒想到我也可能學會了有耐心。同樣是追捕獵物，假如你喜歡像氣喘吁吁的狗兒一樣，鬆開鏈條就全速衝刺，那就進重案組，但假如你和我一樣想幹臥底，就得和獅子學習：策劃突襲、貼近地面、匍匐靠近，無論需要多久。
第三個理由在戴齊，她應該正在發火，對我摩拳擦掌。我很快就得面對她，還有（老天保佑）奧莉薇亞，但男人是有極限的。我沒有喝醉，不過一天折騰下來，我覺得自己有權消磨一晚，在倒地前測試自己能麻痺到什麼程度。我和酒保對看一眼，對他說：“再來一杯。”
酒吧幾乎空了，可能是球王害的。酒保在櫃檯後方擦拭酒杯，一邊不疾不徐打量我。過了一會兒，他用頭比了比門口說： “你朋友？”
我說：“我不會用這個詞。”
“之前沒見過你。”
“應該沒有。”
“你和忠誠之地的麥奇家有什麼關係？”
我的眼睛。“說來話長。”我說。
“哈，”酒保說了句，彷彿已經摸透我的底細。 “誰不是這樣？”說完將酒杯利落一甩，放到水龍頭底下。
我和蘿西·戴利最後一次約會是星期五， “啟程時刻”前九天。那天傍晚，鎮上寒風刺骨，人潮洶湧，聖誕燈火全都點燃，購物民眾匆匆忙忙，路旁小販兜售著五張一鎊的包裝紙。我對聖誕節沒什麼好感——老媽的瘋狂每年都在聖誕晚餐達到最高潮，老爸的酒癮也是，最後總有東西砸碎，總有不止一個人落淚。
但那一年，一切感覺沉悶又不真實，在迷人與不祥的邊緣擺盪。頭髮閃亮的私立學校女學生慈善演唱《普世歡騰》，感覺太過沉靜，表情太過茫然；小孩鼻子貼著史威茲糖果店的櫥窗，注視櫥窗裡的童話場景，感覺太沉迷於繽紛的顏色與旋律。我一手插在德國軍大衣口袋穿越人群。那一天，是我最不希望被搶劫的一天。
我和蘿西總是約在皮爾斯街的歐尼爾酒吧。它是三一學院的學生酒吧，這意味著混蛋密度偏高，但我們很低調，也不可能遇到熟人。戴利夫婦以為蘿西和她朋友出門了，我家人也根本不管我的死活。歐尼爾很大，但那天很快便被人擠滿了，漫布著熱氣、香菸與笑聲。不過，憑著那一頭奔放的紅髮，我一眼就找到了蘿西。她正靠著吧檯和酒保說話，逗得他咧嘴直笑。等她付錢買好啤酒，我已經在隱密的角落找到一張空桌。
“色坯，”她將兩杯酒放在桌上，腦袋朝後比了比聚在吧檯竊笑的一群學生。 “趁我彎腰時偷看我的胸部。”
“是哪一個？”
我已經起身，但蘿西瞪我一眼，將酒杯推到我面前。 “給我坐好，喝你的酒，我自己會解決他，”她說，隨即繞過來坐在我身邊，和我大腿貼著大腿， “那邊那個傢伙，你看。”
那小子穿著橄欖球衣，看不到脖子，兩手搖搖晃晃抓滿酒杯離開吧檯。蘿西揮手招回他的注意，接著傾身向前，將舌尖捲成小圈湊到酒杯邊。橄欖球小子看得瞳目結舌，雙腳一不留神絆到高腳凳，手裡一半的酒杯砸到某人背上。蘿西朝他一比中指，之後便將他拋在腦後，對我說： “搞定。你買到了嗎？”
我伸手到椅背上的外套裡撈出信封（掛在那兒我才能時刻盯著），抽出兩張票放在破破爛爛的木桌上說： “喏，在這裡。”鄧萊裡往霍利黑德，出發時間早上六點三十分，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請於出發前三十分鐘上船。
看到船票，我的腎上激素又開始急遽分泌。蘿西輕笑一聲，有點喘不過氣。
我說： “我覺得搭早班船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