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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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擺脫穆爾的糾纏，不要讓他“老呆在莫斯科”。須知，此時這位借款當事人手中還拿著從穆爾那裡借款的餘額。真不知道是怎樣的無良才能說出這樣話，當年你借錢的時候難道也是這副嘴臉？無恥之極！

當然最無良的還不是加涅茨基，更令人髮指、更無恥的就是10年後被斯大林處死的季諾維也夫。無論在國外極端困難的日子裡，還是十月革命前夕取道德國返俄的危急關頭，他都得到了穆爾的熱心幫助。但是在得知穆爾的還款要求之後，他竟置列

寧的指示於不顧，首先是極力阻撓穆爾赴俄，繼而又致信斯大林明確表示反對還款，主張將此“大宗款項”交給由他主持的共產國際。當政治局最終決定還款時，他又同斯大林商定要分期陸續辦理。你說此人是怎樣的狼心狗肺！

要李曉峰說，後來斯大林幹掉季諾維也夫和加涅茨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幹了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像這樣的貨死有餘辜！

反倒是與此事無直接關係的布哈林看不慣這種做法，明確表示要按列寧的指示，馬上徹底還清欠款，他說：“不要時不時用幾個戈比去打發”這位困難時幫助過黨的國際友人。

從表面上看，辦理此事的關鍵人物是時任中央書記的莫洛托夫。不論是列寧、蔡特金還是穆爾本人的信都集中在他手裡，由他實施辦理。但他卻始終拖著不辦，因為他很清楚，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總書記斯

大林。而大權在握的斯大林可能正忙於同托洛茨基鬥爭，根本不願理會此事。最後，要不是礙於蔡特金的面子，要不是怕多病纏身的老穆爾死在莫斯科，產生十分不好的國際影響，這件事不知還要拖多少年，而最後的結局究竟如何也很難預料。

應當說明的是，這決非簡單的經濟問題。因為這筆欠款滿打滿算不到5萬美元。放在普通個人的賬簿上，或對處於地下狀態的困境中的革命黨來說不是小數，但是對於已經取得政權，處於執政地位的蘇

共和蘇維埃政府來講，這幾乎是可以忽略的不值一提的數字。像李曉峰就想不通扣下這筆微不足道的款子對布林什維克有什麼好處？

排除了經濟因素之後，剩下的只能是政治和道德問題。說是政治問題決非危言聳聽和隨意“上綱上線”。穆爾的資助雖然是個人行為，但他本人是德國和瑞士社會民主黨人，曾任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的負責人。

用蔡特金的話講，穆爾是“一生都為國際革命和無產階級利益而鬥爭的無私的忠誠戰士。尤其是在最艱苦的時期，他準備為俄國同志付出任何犧牲，在政治上、物質上為他們服務。在全力支援俄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他想在自己的祖國和義大利為我們的革命事業奉獻出自己的力量和錢財。”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何處理與穆爾的關係，如何評價穆爾對俄國革命的幫助和貢獻，涉及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和友誼的問題，其國際政治的價值和意義不可小視。

何況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把自身的生死存亡和未來命運，都寄託在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革命的全面爆發和勝利之上。為了自身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大局和根本利益，勝利了的俄

共（布）要爭取和團結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其中包括那些不理解甚至反對過自己的革命黨人。這本身就是一個偉大而艱鉅的使命。如果連誠心誠意關心和幫助自己的兄弟和朋友都不能團結，要實現這一偉大使命又怎麼可能呢？

即使僅僅從捍衛俄國革命自身的榮譽和利益出發，僅僅從有助於澄清和駁斥所謂布林什維克接受德國反動政府的津貼一類政治謠言來考量，布林什維克也應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與穆爾的關係問題。總之，這件事所造成的影響和後果，無論對俄

共本身還是共產國際的大局而言，都是一個不小的政治上的損失。

當然，這一切對於李曉峰來說就是前車之鑑，像加涅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一流的貨色他是懶得接近的，因為這三個貨都是養不親的白眼狼，跟他們稱兄道弟搞團結指不定被賣了還幫著數錢。更何況熟知歷史的他很清楚，這三個貨看似風光，實際上都是垃圾股，根本就不值得投資。

所以李曉峰也沒給加涅茨基面子，很直接的回覆道：“我倒是很願意支援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但恕我直言，貴黨的所作所為跟我所信仰的理念差之萬里，我不打算贊助一個和臨時政府同流合汙、沆瀣一氣的政黨。什麼時候你們打算推翻臨時政府什麼時候再來找我！”

這一番話讓加涅茨基覺得很沒有面子，不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