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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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依然沒有完全下定決心，認為在中國問題上不能過於草率，必須要給刮民黨足夠的耐心，在他們的建議下，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緊急訪問華夏，試圖最後一次做刮民黨的工作。

多年以後李維諾夫回憶起這次出訪的經歷時說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達重慶之初，我就能察覺盤踞在重慶的這個政權暮氣沉沉，親自接觸過刮民黨的大員之後，我愈發地對這個政權沒有信心，直到同蔣會面之後，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復存在了……”

李維諾夫在重慶逗留了五天，期間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盡一切可能讓國民政府放棄那些不切實際的要求並切實履行抗戰義務，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籃打水。重慶方面對於抗戰興趣不大，他們更想要的是軍火和經濟援助，以及打擊土共。

“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刮民黨並不是我們要找的戰友和夥伴，”李曉峰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道，“從本質上說這個政權只是想不勞而獲，只想要好處而不想履行義務，同他們合作的效率十分低下，是時候選擇真正可靠的夥伴了！”

這一次連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都不談什麼大局了，誰讓刮民黨根本就不在意什麼大局呢？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焦點從該不該繼續深入的滿足刮民黨的需求，轉變為，怎麼樣才能讓土共的抗日武裝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有很多，”伏龍芝首先發言，他說道：“我們同延安方面並不直接接壤，不太可能從陸地上直接給予軍事援助。而空運的消耗和運力又相當有限，而且延安方面也沒有大型機場。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援助延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