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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他們連帶著他們的家族，也都佔在了李儼這一邊，支援李儼的任何政策措施。雖然也不是沒有例外，但例外畢竟只是例外，只是極少數的例子。於是透過這麼一來，李儼已經無形中的控制了整個關中地區而不是像從前一樣，政令出了長安城，就沒人理會。
鳳翔地區、關中地區，或者還要加上李儼的大軍日後收復的地區，李儼的改革範圍也就僅只與此了。各藩鎮的地盤自然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改革，而其他朝廷控制的地區，由於朝廷的控制，實際上是透過當地計程車紳、士子、地主階層進行的，他們自然不會執行有損自己利益的政策，對他們的改革，只能留待以後了。
李儼的改革措施是這樣的，對於開明計程車紳、士子、地主，進行自願的國家贖買。要求他們減租減息，同時宣佈實施新地稅法，將所有的稅種合併為農業稅一種（商業、工業方面的稅另算），規定為固定的十一稅。同時宣佈廢除其他任何苛捐雜稅。任何個人和官員都不得徵收十一之外的任何實物或者貨幣稅收。
十一稅即十成收入納稅一成。在古代比較強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十一稅。實際上在李儼看來，這種稅率已經盤剝相當嚴重了。如果不是因為現在商業、工業發展不行，再加上朝中的阻力。他甚至有取消農業稅地想法。想想後世歐美髮達國家不但不對農民收稅，反而對他們進行政府補貼。這農業稅也並不是絕不可少的。不過對古人來說，這卻是隻有盛世才有地薄賦。實際上，古代即使在亂世的時候，官方稅率相對來說也並不高，雖然遠遠大於十一的比例，但是也不至於讓農民無法生存。
之所以會因為盤剝太多而引發農民起義，主要是除了國家規定的稅收外。地方官員還有其他攤派等等，再加上按丁納糧的計算方式，還有佔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用其他種種手段，把將自己的賦稅轉嫁到普通自耕農頭上。而官員與士子按照慣理都是不納稅地，隨著王朝統治時間的推移，不納稅的人越來越多，這一部分人的賦稅也同樣轉嫁到了普通自耕農頭上。如此越來越沉重的壓力讓他們無法生存下去，為了活命。也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李儼自然要避免這一點。他參照後世歷史上的種種手段，採取了諸如“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納糧”等等手段。
攤丁入畝的意思就是改變以前按照每戶人口數目納糧方式，改為按照每戶人擁有土地的方式，再計算出一個每畝土地一般情況下能夠打出多少糧食，按照十分之一地數目確定其納糧數目。這樣，豐年的時候多出來的糧食。歸其自己所有，可以選擇留著自己用或者賣掉。而災荒年的時候，可能農民就會說一定的損失。不過，這樣的年景，一般都會透過減免賦稅地方式減少農民的損失。
士紳一體納糧就是免除官員、士子在納稅方面的特權。這一條李儼知道必然會引發大量的反對聲浪，因此只在關中地區實施，在鳳翔地區有限度的實施。關中地區被黃巢肆虐後，官員不是逃亡就是被殺，要麼就是投降黃巢，逃亡的可以給他一個守土不力之罪。撤銷其官職。後者的更不用說，直接被打成助逆叛黨。總之是別想再當官了。而士子更不用說。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實施，李儼以清剿黃巢餘黨的名義宣佈對關中地區實施軍管。那些倖存下來計程車子們可沒有膽子面對朝廷軍隊明晃晃地刀劍說個“不”字。
總之新地賦稅政策，在李儼的軍隊威懾下，加上那些關中因為子弟加入李儼軍隊而新興地豪強對李儼政策的大力支援，這一改革措施進行得還算順利。
總之，在豪強力量不大的地區，李儼直接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大力招納流民，將關中的肥沃土地分給他們。平均一個三口之家可以分得十畝土地。只要辛勤耕作，在新的賦稅制度下，這十畝土地完全可以讓這一家人步入小康生活了。
為了與新的稅收政策配合，李儼還從地方官員中收回了稅收的權力。所有的稅收，都必須由專門成立的直屬於戶部的稅務司及其下派機構徵收。同時負責農業稅收機構的農稅局也與負責商業、工業、貿易、海運等稅收的機構商稅局分開，兩者不得相互干涉，也沒有統屬關係，同屬於稅務司的下屬平行機構。
新的稅收政策也有新的稅收利用政策。新的稅收分配方式是：每年的稅收收齊後，稅務司下派機構將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留給地方，作為地方第二年的所有財政撥款。如果地方有屬於國家級的其他建設專案，朝廷將會另外撥款，成立另外的相關組織部門進行，地方官員除了配合其工作外，無權參與其中的管理和決策。
這樣一來，地方官員與中央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