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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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洋務，熟諳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別諮請其參加籌議。

此次爭論，海塞防三種觀點，以左宗棠和李鴻章兩個實權派之爭最為引人注目，兩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開激烈爭論。

海防與塞防之爭“復奏”期矛盾焦點在於防俄還是防日。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直隸總督李鴻章、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浙江巡撫楊昌睿、兩江總督李宗羲等共同認定日本“陰柔而有遠志”，甚於沙俄，沙俄“志在蠶食，不在鯨吞”，日本卻是“志在鯨吞，不在蠶食”。

而醇親王奕環、盛京將軍都興阿、漕運總督署山東巡撫文彬等認為“各國之患，四股之病，患遠而輕，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敵手，當務之急是“嚴備俄夷”。

海防與塞防之爭焦點在於傳統與現實交鋒。傳統派和洋務派，爭論如何救國，是固守封建禮教典章制度，還是學習西方現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於凌辰為代表的傳統派，寄希望“天朝上國”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業文明，以“天朝禮治文化”應對西方強權政治，指責李鴻章“以夷變夏”是賣國。

而以李鴻章、沈葆楨為代表的洋務派直面慘淡，主張“舍變法用人”。傳統與現實之爭，是海防與塞防爭論的深化，是對政權頂層設計的新思維和新主張。

海防與塞防之爭，反映清廷已成“親賢夾相輔助，主國三公，事權無不下移”的行政體制，軍國軍政大事，集思廣益，廣泛諮詢，由疆臣復奏，海防之議參與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舊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團。

左宗棠感嘆：“臣曾督海疆，重參樞密，竊見內外政事，每因事權不一，辦理輒行棘手。蓋內臣之權，重在承旨會議，事無大小，多借疆臣所請，以為設施。外臣之權，各有疆界，雖南北洋大臣於隔省事，究難越俎。”

反映出中央與地方關係微妙，集權衰落，權力下移，決策遲緩，處處受制，諸強時常“空言搪塞”，大員不能“內外一心”，謀私利輕國利之風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並重”。

晚清邊疆危機是海權和陸權地緣政治爭奪結果，從阿基裡德到亞里士多德都從海軍強弱中看到國家興衰。原本歷史上的1890年，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提出了系統的“海權論”，指出海權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視為世界歷史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海上軍事力量和和平商貿航行，前者是海權基礎，後者是海權目的，二者相輔相成。海權是國家獲得世界霸權的基本途徑，是國家競爭、敵對和戰爭暴力的記錄，控制世界必須控制海權。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提出了系統的“陸權論”，倡導聯絡地理、歷史與政治的新地理學，指出“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世界”。

心臟地帶指歐亞大陸的中心和北部，大約900萬平方英里的範圍，包括東歐和中亞一帶。心臟地帶沒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塊聯成一體的陸地，除了一些亞北極區的森林，適合陸地力量的機動。

而世界島指亞歐大陸，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樞紐地區。海權論和陸權論是西方地緣政治學中最基本的兩個理論流派，它們各自強調單一地緣因素的重要性。

不論海權論與陸權論是否客觀地解釋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態，但至少在主觀上影響了國家的對外行為。海權論和陸權論都強調強對抗，國家間把海權與陸權的爭奪和戰爭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內容和基本主線。

……

中華民族是大陸性的民族，民族的發展是由西到東，卻從未進一步向海洋作大規模或有計劃開拓。明代以前中國外患集中在東西北，海疆除小股騷擾外較為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歐海權和沙俄陸權攻擊得毫無還手之力，產生千古未有之鉅變，過去的故事現在依舊演繹。

傳統中國塞防是西北邊防，左宗棠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竭力反對犧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時“塞防”主要是新疆，現今又多西藏。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國石油蘊量較大之地，又是中亞方向陸路進口油氣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惡勢力”。

作為歷來是民族遷移交融和多民族雜居以及多種宗教廣泛傳播的地區，新疆從不是一塊太平之地，歷史上沒完沒了的分離、分立和分化現象重複上演，隱患重生。

西藏，作為一塊天然屏障，地勢險要環境惡劣，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價值，朝廷重臣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