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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寶鈔一張，工本費僅制錢一文六毫，造百萬即可獲利百萬，造千萬即可獲利千萬。除了戶部外，京外16省區也開設官銀錢局。發行“局票”。
從世界金融史來看，從以重量為計的貴金屬貨幣。發展到以數量為計的貴金屬或金屬貨幣（如金圓、銀圓、銅錢等）。再發展到紙幣，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從清代的經濟規模和商品交換的總量來看，紙幣的出現本非壞事。事實上，民間錢莊票號發行的各種票據也彌補了此種不足。但紙幣的發行須有完善的金融理論來指導，須有周密的設計，其中相當數量的保證金及嚴格控制的發行額。已是今rì使用紙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決定xìng原則。
可是，咸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髮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xìng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
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道，但咸豐帝裝著看不見，琦善很明智的也選擇了看不見。但從1853年5月滿清財政危機大爆發之後，前方將帥們再也收不到由戶部撥來的實銀，頂多不過是一紙他省協餉的公文。而各省對此種非分且無休止的指撥，根本沒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諉不辦。久而久之，此種皇皇的指撥協餉的命令，成了一紙並無效用的具文，將帥們別指望憑著它就可以弄到銀子。
在這種情勢下，籌集軍餉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義務，而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戰區地方官的責任。咸豐帝在國庫一空的現實中，只讓前方將帥打仗，不肯管也沒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給了。
於是，既然朝廷不負責軍費，地方如何籌餉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廷管不著也管不了的事了。於是，在戰區各省，籌餉成了地方官諸般政務中的頭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數省份用整理本省財政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許多省份的辦法是利用各種名目加捐加稅，其中有四川的按糧津貼和隨糧捐輸；江蘇、安徽等省的畝捐；廣東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糧折sè。往往實徵是其定額的數倍，多收的款項成為各級官吏“中飽”的淵藪。在國庫rì虛的同時，許多官員腰包rì盈，戰爭給他們帶來了發財的新機會。然而，農業生產的技術和規模，限定其產出。農業稅再怎麼增加，畢竟數量有限。過度的搜刮使小民賠累不起只得鋌而走險，只得跟隨太平軍起義造反，更加加劇了太平天國的聲勢。
隨後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轉向富紳大商。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勸捐。按照原來的捐例規定，各省將捐銀數額交到戶部後，再轉行吏部，最後經皇帝批准發下標明捐得何種官爵的憑照。這種辦法需時多rì，往往銀子交上去後，很久沒有下文，還要花銀子打點以催促辦事胥吏。為了提高效率，咸豐帝應地方官的請求，命吏部直接下發空白憑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匯總上報，大方的把國家官位當成商品來批發。從此，捐官捐爵成為一手交錢一手發照的直接生意。這種高效率一時xìng地促發了“官爵消費者”的購買興趣；同時，地方官握有空白憑照，不必再等戶、吏兩部轉文，也以軍需欠餉為由將賣官鬻爵的捐銀截留。
上門勸捐已屬給面子的客氣，不給面子的帶兵勒捐也已見多不怪。許多紳商畏懼官府的權勢，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銀子去換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紳商遍遭勒索之後，又有官員將目光注視到在外面做過大官發過大財的回鄉在籍官員身上。這些做過真官的家庭，本來就看不起捐班，對空頭名銜毫無興趣，可無奈於地方官一再勸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產。
以上種種手段琦善和他手下將官、幕僚們都商議過，勸捐等手法也開始運用，好在揚州鹽商富戶較多，勸捐得的錢糧尚算可以，所以江北大營的維繫也還沒出大的亂子。但琦善也知道這種方法用一次兩次可行，勸得多了，富戶們也會被榨乾的。所以他對榮祿說的辦團練、練新軍、買洋槍洋炮等建議不怎麼感興趣，他最感興趣的是怎麼籌得錢糧。
榮祿這小子提出的厘金讓琦善眼前一亮，這種方式似乎比以上那些不靠譜的手段要可行得多。但琦善不知道的是。厘金在原本的歷史上首行區域就是自己的江北大營，創辦者乃是自己麾下江蘇布政使雷以諴和他的幕僚師爺錢江。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