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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有才能的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複雜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了。
中國人對人的評價，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變化，壞可能變好，好可能變壞的方面，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後，好，便永遠的好，壞，便永遠的壞，直到蓋棺論定，這是二；被否定評價的人，無論怎樣好自為之，也扭轉不了已經定型了的觀點，這是三；於是最後，整個社會形成的極端化趨向，有形無形地迫使著這個人無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遠。當重新審讀歷史上魏延這個人物，難道，能說諸葛亮毫無失當之處嗎？他對魏延不變的看法就正確嗎？一個身居高位的領袖人物，絕對相信自己的聖明，大家也恭維他的聖明，那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於他的過分視部屬為敵，他的狹隘，無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難分好歹。所以，在他臨死前的最後安排，就促使魏延生變作亂。本來戰鬥力已很疲軟的蜀國軍隊，至此，則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了。
魏延之亂，始於諸葛，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魏延這樣一個有軍事頭腦，有實戰經驗，有膽有謀的強將，對這個不以他的尊嚴為念，具有挑戰意味的部屬，諸葛亮的感情雖然表現得特別地隱晦曲折，不那麼容易察覺，但內心世界卻還是有蹤跡可尋的。
以一支弱勢的軍隊，要去和強大的對手打正面戰爭，卻以不可冒險為名，放棄這樣一次戰機，除了感情的拒絕外，找不到別的什麼理由。
奪城者將，奪國者帥。
諸葛亮在政治上，是帥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聯吳抗曹的決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躋身於吳、魏之間，而成鼎立之勢。蜀能建國稱帝，在三分中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諸葛亮為劉備設計立足荊州，謀取益州之藍圖，樊城、江陵之敗，按劉備的想法，南奔蒼梧，投靠吳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諸葛亮並不能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軍事家，至少他沒有像曹操那樣指揮官渡之戰，擊潰袁紹六十萬人馬，統一了北方。也沒有像周瑜那樣指揮赤壁之戰，消滅曹操三十萬大軍，鞏固了江東。由於東吳軍事上的建樹，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後塵，透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獲，而後北進漢中，也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能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
然而，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只是在爭城掠地的區域性戰爭上，表現遊刃有餘，得心應手，如玩敵人於股掌之上的從容。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離不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打軍事仗，實質是打政治仗。在這方面，作為主帥的諸葛亮就有顧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瞭解曹魏的國力和統治的穩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戰，也不肯承認劉蜀更應該固守求存的弱勢，連年征戰，大動干戈。僅這幾座城池的地方部隊，已使他煞費苦心，還要打力不從心的正面戰爭，即使奪得眼前的小勝，也難改變最終敗局的命運。對一個政治家來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種很可怕的性格悲劇。連續十年，六出祁山，興師動眾，無功而返。這麼多年的仗打下來，國勢日衰，兵將凋零，實力耗竭，百姓厭戰，最後，他老人家一死，蜀國也就敲起了喪鐘。
所以，國家成敗，繫於君臣，戰爭勝負，決定在將帥。什麼樣的君臣將帥，和用什麼樣的人，是至為關鍵的。吳將朱桓在守濡須口時，數千守軍對數萬曹仁重兵，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朱桓此人，勇而殘忍，殘暴苛虐，實不足取，但他這番話是極有見地的。
現在來看，蜀國的諸葛亮與魏戰，吳國的陸遜也與魏戰，蜀敗而吳勝，不能不說是與主帥的指揮得失緊密相關的。蜀國相信的馬謖丟了街亭，全軍敗績，而吳國相信的周魴賺了曹休，大獲全勝。領導的責任，就是用人，而準確地發現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則更是主帥的重要任務。諸葛亮撇開老將如趙雲，猛將如魏延，青年將領如姜維，都不用，獨信馬謖，結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計。一個人用之不當，則會影響一批人，同樣，一個人用對了，用好了，也會帶動一批人。吳國中期的朱桓、全綜、徐盛，比之早期的呂蒙、甘寧、淩統遜色多了，但陸遜指揮若定，左右協同，部將效力，主動殺敵。尤其周魴比之當年黃蓋，不弱半分，結果曹休大敗，回到洛陽就發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