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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學任職，而郭嘉則是在許昌的許學任職，都是極其了不起的成就。
雖然祭酒與博士的俸祿並不高，不過是千石（90斛）與六百石（70斛），輪俸祿只能算是中層的官員，但是其地位卻非同小可。尤其是祭酒，即便談不上天下萬萬儒士的領袖。那也絕對堪稱當代儒家活生生的旗幟。毫不誇張地說，頂著一個祭酒的官名。比頂著再多的大儒、碩儒名號都要管用。
要知道，雒陽太學可是被譽為能與孔子授業之地“洙泗”相媲美，在當代儒生心中的影響難以磨滅。
曹操在雒陽也是名人，雖然有些人會詬病他乃宦門之後，但不可否認他祖父曹騰可不似十常侍那一流。只能說，似十常侍一流幾乎葬送了當代漢人對宦官的評價，使得大部分世人一提起宦黨便大搖其頭，或憤慨或鄙夷，尤其是無知的百姓，他們更不會明白原來宦官中也有曹騰、呂強那樣的賢士。這才是後來曹操自立門戶初期時舉足維艱的原因。
憑著曹操的引薦，張煌順利進入了太學。
走過那青石廣場的拱門，迎面便是一堵門牆，牆上刻著一個巨大的“儒”字，龍飛鳳舞，筆力遒勁。而在這個大字的下方，則雕刻著“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句儒家名言。
自孔子將儒生的出路定義為做官以後，“學仕”這句話在儒生們心中的分量已經超過“學而時習之”、“君子學以致其道”等諸多教人向學的經典言論，已堪稱能與仁、義、禮、智、信、恕、忠、孝等儒學核心思想列在同一高度，成為當代儒士向學的目標與戒律指引。
這個時期儒學所提出的“學仕”比先秦有了巨大的改變，它已明確告訴儒學子弟，“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做官”，並且，在你“學”的同時感覺有餘力的時候，你就可以去做官，即學而優則仕。【優：盈餘。】
“做官”時候感覺仍有餘力，那麼你就繼續向學，即仕而優則學。
而在做官的同時繼續向學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更好的做官！
而這條路是沒有止境的，即“學無止境”。
孔子的做官理論給了儒學與天下眾多儒生一條明路，一條坦闊大道，同時也為儒學成為王教、國學首選奠定了基礎，奠定了儒士做官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的這個千年不變的現象級改變。
四百年大漢、九百年儒學，這句話可不是開玩笑的，毫不誇張地說，有了孔子的指引，即便漢朝有朝一日覆滅了，儒學還是依舊可以傳承下去，亦會有眾多的儒生陸續作為輔佐當代明君的輔臣，這是其餘諸子百家所不具備的優勢。
領著張煌踏足了太學這座儒家堪稱聖殿的地方。曹操也並沒有跟張煌商討什麼實際的問題，他只是讓張煌在這裡混個臉熟罷了，四周自有一些儒生會向曹操背後的勢力報告張煌代表何進大將軍出現的這樁事。
事到如今，張煌顯然也已經猜到曹操背後的勢力了，那可不止是文官集團那麼簡單。站在曹操背後的是儒家，是囊括整個朝廷內文官的儒家。不可否認文官中或許也有不支援儒家跟何進大將軍合作的人，但即便如此，持支援態度的勢力，依舊佔絕對多數。
“折巾仕。”
曹操低聲向張煌說出了當代儒家真正的掌舵人。準確地說那不是指一個人，而是指一個眾體。
折巾仕這個稱呼。出自“林宗折巾”這個典故。
林宗，即郭林宗，即早已逝世近二十年的名仕郭泰、郭林宗，此人非但與許邵並稱“許郭”，更有後人將他與另外兩位不同朝代的賢仕並稱為“介休三賢”。這兩人分別是春秋時晉國賢臣隱士介子推（火燒綿山、寒食節的由來），與北宋名相文彥博。
郭泰又與李膺交好，二人互為知己，而李膺是當時太學生的領袖。總而言之，當時這群儒士比朋為友，在朝野同進同退，打算聯合起來用言論打壓宦黨，結果因為當時的皇帝桓帝偏信宦黨而遭到迫害。
但是因為當時李膺掌握著不少宦黨親族的犯罪證據。因此宦黨並不敢魚死網破，在逼李膺退隱後，又殺害了太學中一些帶頭的儒生。這樁事就算暫時告一段落了。
這即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到桓帝駕崩、天子劉宏掌政，儒學當時的領袖陳藩擔任太尉，與大將軍竇武合謀誅殺宦黨，可惜失敗，致使第二次黨錮爆發。
這場儒生們失敗的反擊，終於引起了宦黨的恐懼與怒火。於是在第二次黨錮事件中，大批的儒士遭到迫害。有的下獄監老死、有的被拷打致死、其餘參與者“終生不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