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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的三大方針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富國強兵”是目的，“殖產興業”是手段，而“文明開化”則是前二者的基礎和最重要的保證。因為教育是培養人才、發展科技的事業，因而也是改革社會的事業。
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樹立與“富國強兵”目標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道德風尚，以及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培養大批專門人才等，都要靠大辦教育來實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就成了日本實現近代化的關鍵所在，教育改革自然就成了明治維新各項資產階級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學制令》的頒佈，是維新改革的重大事件。從《學制令》頒佈開始，全國範圍的教育改革普遍展開。政府不斷頒佈有關教育的法令，內容涉及從小學到大學，從國民教育到職業技術教育、師範教育的各種教育，以及學校管理、教、教科書編纂等，名目繁多，數量浩大，明治維新時期其他任何一項改革都無法與之比擬。
日本的近代化，從明治維新開始，到資本主義工業化全面完成為止，用了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進、消化西方先進國家的技術、文化，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鞏固新生政權的階段，也是從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為以後經濟發展培養力量的階段；後20多年則是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階段。
日本近代學校體系從建立到完善，始終是適應近代化的需要，服務於“富國強兵”總目標的。
這主要體現在：一是透過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識水平。新學制實行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國民義務教育，譜寫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稱奇蹟。二是透過高等教育培養高階管理人才。從1878年到1900年共培養出35200多名大學畢業生，滿足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對高階專門人才的需求。三是實業技術教育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明治政府辦教育，從開始就較重視實業技術教育。產業革命刺激了實業技術教育的發達，而龐大的實業學校網路，又不斷地為企業輸送熟練的技術工人。產業革命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實業技術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李安生費盡心機掀起中日軍備競賽的原因，也有一點在於，拼命的打擊日本的經濟，試圖阻撓日本對教育的投入。
中國的崛起過程，必然是踩著日本的屍體實現的，已經初見成效，至少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使得日本的經濟已經相當的危險。
但可惜就可惜在，一戰開打，對於日本來說同樣是個難得的機會，緩和的機會。
要是給它這麼一口氣喘下來，那麼後果難料。
日本的經濟雖然遭受了重創，但是憑藉著已經初步打好基礎的教育規模，一時之間還難以徹底打殘。
即便中國的棉紡織行業以及生絲行業已經初步的發展了起來，也無法一下子就將日本的喉嚨卡緊。
一個國家教育基礎良好國民素質具備一定水平，這個國家很難被一直打壓，李安生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總之，教育發達推動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學校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這種經濟與教育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體現得比較充分。
進一步破壞日本的經濟基礎成為了既定國策，只有如此，才能不斷的削弱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
而更進一步的進行軍備競賽，同樣能夠摧殘日本的財政份額分配，更進一步的激起日本的國內矛盾。
不過，李安生眼下也在積極的學習日本的教育經驗，畢竟日本推廣義務教育的效率相當驚人，而且成績斐然。
落後國家要完成其“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儘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已經取得的技術成果和經濟發展經驗。要做到這一點，教育不是與經濟“並行”，也不是“隨後”，而必須是“先行”。對經濟發展而言，教育事業發展的相對“超前”，正是經濟落後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社會發展模式上應有的重大區別，也是落後國家實現“追趕型”戰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為實現經濟上的“追趕”，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趕”。日本在20世紀初能躋身於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之列，與其教育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教育投資是有效的生產性投資。在生產力諸要素中，勞動力是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產力水平，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