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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過慣了安逸日子,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唐泛提出的所謂雄心膽魄嗤之以鼻,又認為天朝物產豐饒,何必走海上險路,去跟升斗小國爭那等魚米之利?更何況造船耗資巨大,當年三寶太監七下西洋足以證明一切:這七次遠航非但沒能為大明帶來什麼利益,反倒往裡賠了不少錢,甚至有人覺得,永樂以後之所以國庫日益萎縮,跟當初皇帝堅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關係。還有,如果耗費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贏了不見得多麼長臉,要是打輸了,那才是大大的丟臉,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不管不問,直接關閉國門,像太、祖皇帝規定的那樣:片板不許下海,這才是萬全之策,祖宗成法總歸是沒錯的。甚至有人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認為唐泛之所以主戰,跟他現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一打仗,兵部可以從中漁利,得到更多的經費不說,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唐泛一一反駁了這些觀點。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沒有付出就沒有回報,不能光想著天上掉餡餅。國雖大,好戰必亡,但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大明如今並非主動在進行一場無道之戰,恰恰相反,是別人打上門了,擄我百姓,劫我錢財,若不再自衛反擊,只會被視為軟柿子一般柔軟可欺,以後這樣的事情依舊會頻頻發生,國門一旦關閉,所有人都認為從此安逸而忘記危機,久而久之必然連戰如何去打都忘記,到時候還是會被人欺上門,再說這一次還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擄掠到海上去,難道那些人都就此不聞不問了麼?其次,勘合貿易非但不能徹底關閉,反倒應該更為開放,有鑑於前宋海上貿易帶來的鉅額利潤,武力更加強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太、祖皇帝雖然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可那是針對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後,三寶太監也同樣七下西洋,官方貿易並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說大有變通之處,嚴格說來並不存在絕對的禁令。而且就算現在官方禁止民間貿易,也依舊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謀取利潤,正因為海禁,這些民間的盈利,官方並未得到一分一毫,這才是巨大的損失。堵不如疏,與其放任這些非法私貿繼續進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組織起來,將其合理化,讓其繳納稅賦,這才是一舉兩得的長久之道。唐泛並非一個人在戰鬥。有許多人反對他,同樣有不少人支援他。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楊一清,太常寺少卿李東陽,侍講學士謝遷等。如果說謝遷純屬友情支援好友,那麼楊一清和李東陽等人,則是從實際戰略意義出發的。他們的觀點大體上與唐泛一致,都認為守不如攻,雖然造船與組建水師耗費巨大,但是後期收益完全可以彌補回來,如果能夠重現前宋那般海上貿易規模,則朝廷往後也就不必發愁每年國庫撥不出錢糧,天子也不必發愁內庫的錢財不夠使了。這些人雖然官職不顯,甚至沒有一個內閣閣臣,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當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壯派官員,如無意外,在幾年之後,當內閣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後,大明中樞將由他們來主宰。兩方爭議異常激烈,從弘治三年一直持續到弘治四年,從一開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貿易,到後來爭論要怎麼派兵,怎麼打,開放海禁要開放到什麼程度,也算是逐漸開啟了一點局面。直到弘治四年末,嚐到甜頭的倭寇見明廷毫無動靜,又一次席捲而來,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終於下了一個決定:命汪直提督寧波,組建水師。弘治帝總體來說是一個比較謹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經歷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會輕易做出決定,尤其是重大決定。假如他身邊的人與他一樣保守謹慎,那這個朝廷就是一個謹慎的朝廷,它能夠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務,卻無法像開國之初那樣銳意進取。這也是正常的,因為任何一個朝代發展到一定階段,如果沒有外力因素,只會這樣一路保守下去,直至滅亡。但歷史在這裡拐了個彎。唐泛他們自然並不知道,弘治三年,距離大明不止萬里之遙的另外一端,一個叫迪亞士的葡萄牙航海家發現了非洲好望角。而一塊被稱為歐羅巴的大陸,當年成吉思汗帶領的蒙古騎兵曾經到過的地方,正將一場被後世稱為“文藝復興”的浪潮席捲那一整塊大陸。與那塊大陸隔海相望的一個小國,正在為即將到來的宗教改革做準備。這些事情,大明一無所知。即使是唐泛,也並不知道他所據理力爭的事情,將為帝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汪直終於等來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那一天。從大同回來之後,他曾經以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完蛋了。對於宦官來說,他的成績也許很輝煌,但汪直並不滿足,他天生就喜歡指揮千軍萬馬馳騁在戰場上的感覺,而老天似乎也賦予了他這樣的才能,大同幾年的駐守,對韃靼用兵的勝利,足以說明這一切。但這種好日子沒有維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