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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親至疏夫妻重溫楊絳先生《我們仨》。很奇怪,在有了孩子之後,突然讀出了當年完全沒有感受到的意趣。書裡寫他們在牛津和巴黎讀書時的事:切細條的涮羊肉、最遠不過到公園的“探險”、下午時分一起閱讀的寧靜;寫妻子在醫院生孩子期間丈夫闖了無數的禍、砸了無數東西,丈夫心裡內疚又忐忑,但只要妻子說一句“我會修”就立即安心;寫女兒出生了,爸爸那句“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歡迎辭;寫女兒腸胃不好不能吃白沙枇杷,小女孩很乖地在一邊看別人吃,過會兒走過來扯扯媽媽的衣角,“眼邊掛著一滴小眼淚”……還有多年後,六十歲的老人從幹校出來,早晨仍記得給妻子做早飯,並得意地說“我會劃火柴了”。我在書頁的邊角隨手寫上:你們看,孩子們,最簡單的形容,卻是最美的生活。——媽媽 ?2013年2月1日鉛筆頭太粗,寫不了太多字,其實我本來還想說:看,孩子們,只有生活打動了你自己,你才能記錄下打動他人的生活。還有:這裡,這裡,這裡……這些媽媽信手劃下橫線的地方,你們的爸爸也是這樣的。還有還有:咚咚,你是我們的女兒,我們都喜歡的;叮叮,你是我們的兒子,我們同樣很喜歡你。以及那幾句久遠的詩: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至親至疏,都是夫妻。楊絳先生寫: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來,我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先生用一百零一歲的高齡、八十多年的牽念詮釋了“永志不渝”的意義,這個是我們才結婚八年的小夫妻完全不能比的——無論學問還是人品,我們都只有跪地膜拜的份兒。但那份感覺,至少現在能記住和能擁有的這些感覺是如此相似!還記得2005年,我二十五歲,研三。在校結婚的時候,五十多歲的系黨總支書記給我講:婚姻這個事,就是兩口子一塊兒往山上跑,想要搶山頂上的小紅旗,誰先搶到誰說了算,可惜這麼多年,我就沒搶到過。他說這話我們都笑了,因為當然不是他腳力不夠——老頭兒是國家級足球裁判,五十多歲了扛大個兒礦泉水桶爬七樓大氣不喘一口,我跟在他身後各種攀爬無力、悲摧欲死——他是真心尊重師母,全方位多渠道360度無死角地尊重。我和呆哥把老書記的理論延伸了一下,約定這樣:誰先發火,誰就搶到小紅旗了,另一個人就不許發脾氣了,誰違規誰理虧,有理也當沒理算。本來是個理想主義的約定,但有趣的是,這些年還真沒吵起來過……或許,靈魂深處,我倆就是兩個廢柴,看見對方發火便自動畏縮,跟高尚啊文明啊什麼的完全沒有關係,只是自動地偃旗息鼓。八年,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我媽說兩口子總不吵架也不好,我想她說得也有點道理,比如,我們這日子的確是越過越寡淡,也越過越木然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儘管我們都深知臥談會的重要性,但男人天天加班,女人天天看孩子,臥談會常常沒得開,或是隻想睡覺沒力氣開。所以,對彼此,各種視而不見,說起婚姻,一片茫然。不能算是疏遠,但也的確無從親近。那段時日,若您要我寫《紙婚3》,那可真是難為我——除非您想看悲劇,這我倒是很願意滿足。心態,是生活的鏡子。直到2012年12月,這個悲摧的龍尾巴。隆冬,不滿週歲的兒子患上肺炎,去醫院打針,我全程陪同。醫院裡人真多,我天天早晨披星戴月去搶沙發座,然後在醫院裡一邊啃燒餅一邊等婆婆帶孩子來看病。孩子看病時婆婆去注射處排隊,等我拿完藥再去會合。交錢交藥等配藥,打針過程各種神經緊張怕亂動怕鼓針,大半天下來筋疲力盡。偏偏由於不斷地交叉感染,這種悲摧的遭遇往復四次共計三十一天,整整兩個月時間裡我和兒子險些以醫院為家。我每天滿腦子都是打針看病,然後爭分奪秒地去單位上班,還要考慮中醫中藥調節,給孩子們換菜譜補身體……我想,我習慣了,這個家,本來就是我“奧特曼·葉”大顯身手的地方,再說我這人勞碌命,換別人盯著我還不放心。直到兩個月後我身心俱疲地倒下,肺炎,發燒395度,這中間幾乎沒讓呆哥耽誤工作。可我還是沒撐到叮少爺最後一個療程結束,我咳得天翻地覆,第一次知道孩子也是能傳染大人的。於是我被隔離養病,呆哥第一次登上照顧兒女的歷史舞臺——跑醫院,照顧打針,拿藥,哄孩子睡覺,給孩子們講故事……漸漸也成多面手。半夜裡,他還得陪我去醫院打針,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肺炎還剩個小尾巴快要治癒的時候,我又磕了尾椎骨,繼續臥床。呆哥很淡定,他已經習慣了跟我在醫院裡打轉,每天除了抓緊有限的業餘時間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