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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將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我們正在走蘇聯的彎路，在這裡，我不想過多地評論什麼，我只想請同志們聽聽1936年至1938年蘇聯肅反運動的一些統計數字。從1919年至1935年，蘇共中央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他們中有20人死於政治鬥爭。1922年的蘇共十一大是列寧最後一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共選出26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17人在肅反中被處決和流放。至於蘇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命運，請大家注意，蘇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處決。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國內戰爭時期入黨的老黨員，60%是工人黨員。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有83人即將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處決。下面我再談談蘇聯紅軍中的肅反情況。第一批授銜的5個元帥中，有3個被處決。他們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和葉戈羅夫。15名集團軍司令員中被處決了13名，85名軍長中被處決了57名，159名師長中被處決了110名。同志們，這些統計數字夠觸目驚心的了，夠血淋淋的了。我要說的是，任何一個政黨在其執政過程中都有可能犯錯誤，我們共產黨也不例外，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政黨的大部分成員甚至是高階幹部對是非觀念和理性的極端麻木，甚至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瀾，把自己的戰友和同志往死裡整，這才是最可怕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蘇聯的肅反中，真正值得稱道的高階幹部並不多。這些被處決的中央委員和將軍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嚇倒了，為了保住自己，積極地參與殺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麼正義、良知和責任感都被當作破抹布一樣扔掉了。同志們，事實證明，即使想昧著良心苟活於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當一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或是罪行剛剛在黨內露頭時，全體黨員如果不齊心協力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那麼最終是害人也害己，因為你在害人的時候，已經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大家早把正義和良知當作破抹布一樣扔掉了，你還指望誰來救你呢？同志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後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送進監獄，請想一想我今天說過的話。”
趙剛說完便從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種徹底的輕鬆。多年來他一直過著一種謹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覺得自己像個剛過門的小媳婦，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對身外之物考慮得太多了，黨籍、職務、多年的資歷和家庭。有時不得不做些違心的事，這種日子他實在是過夠了，極度的壓抑感使他不得不作出選擇。因為至少是現在，他還沒有看到可以改變這種現狀的可能性。“生存還是毀滅”那個困擾著哈姆雷特的選擇，今天同樣也在困擾著趙剛。在趙剛看來，答案是明確的。如果是有條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嚴和良知，那麼他寧可不要生存，而去選擇毀滅。
坐在臺上的幾位領導迅速地交換了眼光，會議主持者嘆了口氣說：“趙剛，在你進行了這樣的講演之後恐怕誰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處理。”
會場上喧譁起來，群情激憤。有人站起來憤怒地大喊道：“槍斃這個反革命分子！”
“……什麼他媽的老革命？肯定是國民黨特務……”
“打倒反革命分子趙剛……”
趙剛正端著茶杯喝水，一聽見這些喊聲，便猛地站了起來，把手中的茶杯“嘩啦”一聲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輕蔑地環視著會場，目光中飽含著一種憤怒和憐憫，他的嘴唇動了動，卻什麼也沒說，頭也不回地轉身走了……會場裡所有的人，包括臺上的領導都被趙剛的強硬舉動驚呆了，會場裡竟鴉雀無聲。
當李雲龍得知趙剛的遭遇時，他臉色慘白，不吃不喝，不說一句話，整整坐了一夜，彷彿靈魂出了竅。第二天早晨，他發現自己的頭髮竟在一夜之間變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
地方上的“文革”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部隊，部隊也出現了不穩定趨勢。軍宣傳處的幾個喜歡搖筆桿子的宣傳幹事也按捺不住了，他們串聯了一些青年軍官准備成立個造反組織，在部隊開展大批判。事情報到李雲龍那裡，他二話不說，當即下令把那幾個秀才抓起來，關進禁閉室。
孫泰安擔心地說：“老李，那幾個傢伙關兩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鬧大。我聽說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組，說你是大軍閥，專門破壞運動，捂著階級鬥爭的蓋子不讓揭。”
李雲龍說：“軍隊聽中央軍委的，沒人告訴我要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