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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處於前線的野戰軍倒顯得風平浪靜。李雲龍的1號首長當得穩穩的，一時還沒人敢向他軍長的地位提出挑戰。但李雲龍的心情變得很惡劣，北京和各省都傳來不少壞訊息，他的不少老戰友都被掛上大牌子遭到侮辱性的批鬥，尤其是在北京各總部、各軍兵種工作的將軍，相比之下在各野戰軍的老戰友們倒還相安無事。李雲龍最擔心的是他的老搭檔趙剛，趙剛在總參工作，聽說總參鬧得挺兇，雖然中央有明確規定，軍隊系統暫時不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但大量的軍事院校的學生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這些受過軍事訓練、穿著軍裝的半軍半民的紅衛兵的破壞力顯然要大於一般的紅衛兵。趙剛已經很久沒有訊息了，估計凶多吉少。李雲龍把電話掛到趙剛家，也總是沒人接。李雲龍急了，又把電話打到一個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工作的老戰友那裡，那老戰友壓低聲音告訴李雲龍：老趙也出事了。
在位於北京廠橋總參大樓的小禮堂裡，趙剛正坐在臺下接受批判。1965年年底，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撤職逮捕後，趙剛便被算作羅瑞卿黑線上的人，也被停職作檢查。本來在總參工作過的將軍哪個不是在羅瑞卿領導下，豈能沒點兒瓜葛？聰明點兒的人都及時轉舵，先劃清界限，再揭發一下老上級，就可以過關了。黨內鬥爭歷來如此，大家都是久經政治鬥爭考驗，已經見怪不怪了。可趙剛卻有自己的看法，他對這種無休止的黨內鬥爭已經厭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紛紛落井下石，甚至搜腸刮肚地尋找材料來證實前總長的反黨行為和自己的政治預見性，他感到深深的悲哀。從本質上說，趙剛還是個知識分子，大半輩子的戎馬生涯，並沒有消磨掉他身上的書生氣，對是非曲直絕不能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來黨內鬥爭的現實告訴他，從政治上陷害別人，打擊異己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卑鄙小人的行為在這個黨內已經養成風氣，這已經違反了他當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難道自己以畢生精力投身的這場革命到頭來就是為了進行這種無聊的傾軋？
主持會議的一位領導正恨鐵不成鋼地訓斥著：“趙剛，你也算老資格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轉入八路軍後就沒有離開過軍隊，沒有被俘過，歷史絕對清白，打過仗，流過血，功勞苦勞都有。可你為什麼就這麼死心眼兒？這麼多總參的老同志都作了檢討，和羅瑞卿劃清了界限，不是都過關了嗎？你為什麼就這麼頑固？羅瑞卿給了你什麼好處？你就這樣堅持錯誤，黨籍還要不要？職務還要不要？趙剛，你聽著，你現在必須表態，不說話是不行的。”
趙剛站了起來，默默地解開軍裝上衣的紐扣脫下軍裝，然後摘下軍帽連同軍裝一起扔在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說了句：“既然這個黨這個軍隊如此忠奸不分，這黨籍和職務不要也罷了。”趙剛話一出口，語驚四座，整個會場竟然沉默了兩分鐘。
主持會議的那位領導還以為趙剛的神經有些不正常，在說胡話，他還沒見過這麼不識時務的人。他用手指著趙剛，氣得手直哆嗦：“趙剛，你說什麼？你敢再說一遍？”
趙剛平靜地說：“好，我再說一遍，大家聽好，我趙剛1932年參加革命，從那時起，我就沒有想過將來要做官，我痛恨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和腐敗，追求建立一種平等、公正、自由的社會制度。如果我以畢生精力投身的這場革命到頭來不符合我的初衷，那麼這黨籍和職務還有什麼意義呢？同志們，今天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在這種高階別的會議上講話，以後恐怕沒這種機會了，請同志們給我些時間說幾句心裡話，可以不可以？”會場上鴉雀無聲，坐在臺上的那位領導點點頭。
趙剛凜然說道：“同志們，近來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靜時經常捫心自問：趙剛啊，你參加革命時的那個黨、那支軍隊現在到哪兒去了？我想起戰爭時期在我們這支軍隊中戰友之間的關係，同志們，咱們都是過來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戰友們你推我讓，誰也不肯多吃一點兒。打仗時，你根本不用擔心負傷，因為戰友們絕不會扔下你。我趙剛能活到今天，是因為曾經不止一個戰友為我擋過子彈，他們犧牲了，我卻活下來。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這支軍隊，這就是戰爭年代戰友之間的生死情誼。可是這種傳統現在哪兒去了呢？我們的黨和軍隊到底是怎麼了？打擊陷害，落井下石，這太危險了，這會毀了我們的黨和軍隊。同志們，大家都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難道你們真的認為羅總長是反黨分子？難道認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們錯了，如果對這種邪惡的風氣不加以制止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