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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她就越推辭,越說越起勁,和剛調來時跟我討論她要不要調回文科班一個樣。我看穿她了,知道她肯定還會接著幹,就跟著東霞起鬨,說副班長肯定還是她。她急了,用賭咒發誓的認真勁說:“真的!下學期我肯定不是副班長了!如果是,我請你們每人吃十塊錢的東西,我們賭!”
無聊,有事沒事拿“副班長”的頭銜開玩笑,還什麼“我不願做這個官”,“副班長”這個頭銜被她稱為“官”,真是可笑!一個為大家服務的職務,她是拿來當官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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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第二節物理課後,陶然上臺咕隆了下,不知道說了個什麼事,後來問其他人才知道他說第三節課後打掃校園的勞動安排了我們組。那麼大的清掃範圍,只我們一個組。第三節課下課後,我們組的人就拿著工具去清潔區打掃了,直到第四節課打上課鈴都沒看見其他班的人去勞動。
第四節是老劉的語文課,他看著一個組的人都不在教室,被告知去打掃衛生了,就到清潔區來找人。掃帚不夠人手一把,我們原計劃男生們先掃,剩下的掃到一起了,女生負責倒垃圾。盧小芳看見老劉朝我們走來,怕老劉說我們站在這既沒上課又沒幹活,就說:“我們去換他們吧,我們來掃。”然後趕緊拉著孔東霞到掃地的男生那邊去了,我免得單獨面對老劉,也只好跟了過去。老劉尾隨我們到打掃集中的人群裡,問怎麼不去上課,得知勞動是教務處安排的,他便什麼也沒說,獨自回了教室。
我們的清潔區有一部分是樟樹林,樹葉特別多,快掃完時已經正中午了,毒辣辣的日頭曬著,沒多少樹蔭可躲。看著堆積如山的樹葉,照例還是垃圾筐不夠用,要去找隔壁班借。環顧四周沒看到陶然的影子,想早弄完早休息,我就去十二班借了幾個筐,回到清潔區正碰到從十班借筐回來的陶然。
如火的日頭烤得人都蔫了,每做多一個動作,多說一句話都是在浪費身體的水分。按垃圾筐的個數分了幾個組,各自分工把垃圾和樹葉往垃圾筐裡抱,然後拿到堆場去倒。大堆的葉子倒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碎渣子要用掃帚掃,而掃帚和簸箕都在女生手裡。這時我看看周圍,不見一個女生,也沒看到留下的掃帚。跑到教室,看到她們一個個端坐“太師椅”,臉不紅,汗不淌,我氣就不打一處來,衝她們喊:“你們怎麼都回來了?!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也不把工具留下呢?”
“你不知道嗎?不是他們開始拿著工具不幹活,我們女生才拿過來乾的嗎?”鄧慧蘭說。
“那你說,現在他們手上連工具都沒有,要他們怎麼幹?”我反問。
“管他們呢,你不是‘好心’在幫他們幹嗎?”盧小芳說。這陰陽怪氣地,聽著真讓人難受,可我又不好懟回去,因為我知道一旦開始,後面她們會說出怎樣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語。作為女生,面對男女生間的矛盾,還是站在女生這邊保險。於是,我違心地收拾了書包,回去休息,沒去給清潔區的人送工具。
下午,我問陶然:“筐還給十二班了嗎?”畢竟我找別人班借的,有責任要跟蹤瞭解下筐的下落。“沒有,垃圾還沒裝完。中午弄得太累了,讓另一個組下午下課了再去弄。”他回答。我簡直無語了,我走的時候已經沒多少了,他們中午就那麼把東西晾那不管了?!既不怕工具丟了,也不怕早上掃好的垃圾被吹散白掃了?!晚自習前,我又問他,他反而火了,說:“他們都不聽我的,都不幹!”
我也火了,說:“不幹,你自己就帶頭幹啊,他們也許是看你都不幹,才不樂意乾的!”
沒想到盧小芳四兩撥千斤地來了句:“自己搞勞動的勞動委員不是好勞動委員。”陶然得意地附和。我氣急了,幾乎喊了起來:“自己不搞勞動的勞動委員更不是好勞動委員!”
我真真的是看錯人了,當初我是怎麼把盧小芳當作一個樸實、善良的好女孩,和她推心置腹的?!當初我是怎麼和陶然做上知心朋友的?!可現在怎麼看都覺得彆扭而醜惡呢?也許在他們眼裡,我也是醜惡而扭曲、矯情而虛偽的吧,或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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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9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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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暑假期間的上課,讓住讀生們回家休整幾天,帶上些秋天的衣服再回來開始高二的正式課程。我在家寫完作業正閒極無聊,聽說姥姥要開始準備製作辣醬了,就趕緊跑過去湊熱鬧。
姥姥是民國期間生人,家裡原是開中藥鋪的醫生,家境還不錯,有幾個兄弟姐妹。據說,她上過幾年小學,因為日本人的侵略,生活動盪,學業被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