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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她就越推辭，越說越起勁，和剛調來時跟我討論她要不要調回文科班一個樣。我看穿她了，知道她肯定還會接著幹，就跟著東霞起鬨，說副班長肯定還是她。她急了，用賭咒發誓的認真勁說：“真的！下學期我肯定不是副班長了！如果是，我請你們每人吃十塊錢的東西，我們賭！”
無聊，有事沒事拿“副班長”的頭銜開玩笑，還什麼“我不願做這個官”，“副班長”這個頭銜被她稱為“官”，真是可笑！一個為大家服務的職務，她是拿來當官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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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第二節物理課後，陶然上臺咕隆了下，不知道說了個什麼事，後來問其他人才知道他說第三節課後打掃校園的勞動安排了我們組。那麼大的清掃範圍，只我們一個組。第三節課下課後，我們組的人就拿著工具去清潔區打掃了，直到第四節課打上課鈴都沒看見其他班的人去勞動。
第四節是老劉的語文課，他看著一個組的人都不在教室，被告知去打掃衛生了，就到清潔區來找人。掃帚不夠人手一把，我們原計劃男生們先掃，剩下的掃到一起了，女生負責倒垃圾。盧小芳看見老劉朝我們走來，怕老劉說我們站在這既沒上課又沒幹活，就說：“我們去換他們吧，我們來掃。”然後趕緊拉著孔東霞到掃地的男生那邊去了，我免得單獨面對老劉，也只好跟了過去。老劉尾隨我們到打掃集中的人群裡，問怎麼不去上課，得知勞動是教務處安排的，他便什麼也沒說，獨自回了教室。
我們的清潔區有一部分是樟樹林，樹葉特別多，快掃完時已經正中午了，毒辣辣的日頭曬著，沒多少樹蔭可躲。看著堆積如山的樹葉，照例還是垃圾筐不夠用，要去找隔壁班借。環顧四周沒看到陶然的影子，想早弄完早休息，我就去十二班借了幾個筐，回到清潔區正碰到從十班借筐回來的陶然。
如火的日頭烤得人都蔫了，每做多一個動作，多說一句話都是在浪費身體的水分。按垃圾筐的個數分了幾個組，各自分工把垃圾和樹葉往垃圾筐裡抱，然後拿到堆場去倒。大堆的葉子倒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碎渣子要用掃帚掃，而掃帚和簸箕都在女生手裡。這時我看看周圍，不見一個女生，也沒看到留下的掃帚。跑到教室，看到她們一個個端坐“太師椅”，臉不紅，汗不淌，我氣就不打一處來，衝她們喊：“你們怎麼都回來了？！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也不把工具留下呢？”
“你不知道嗎？不是他們開始拿著工具不幹活，我們女生才拿過來乾的嗎？”鄧慧蘭說。
“那你說，現在他們手上連工具都沒有，要他們怎麼幹？”我反問。
“管他們呢，你不是‘好心’在幫他們幹嗎？”盧小芳說。這陰陽怪氣地，聽著真讓人難受，可我又不好懟回去，因為我知道一旦開始，後面她們會說出怎樣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語。作為女生，面對男女生間的矛盾，還是站在女生這邊保險。於是，我違心地收拾了書包，回去休息，沒去給清潔區的人送工具。
下午，我問陶然：“筐還給十二班了嗎？”畢竟我找別人班借的，有責任要跟蹤瞭解下筐的下落。“沒有，垃圾還沒裝完。中午弄得太累了，讓另一個組下午下課了再去弄。”他回答。我簡直無語了，我走的時候已經沒多少了，他們中午就那麼把東西晾那不管了？！既不怕工具丟了，也不怕早上掃好的垃圾被吹散白掃了？！晚自習前，我又問他，他反而火了，說：“他們都不聽我的，都不幹！”
我也火了，說：“不幹，你自己就帶頭幹啊，他們也許是看你都不幹，才不樂意乾的！”
沒想到盧小芳四兩撥千斤地來了句：“自己搞勞動的勞動委員不是好勞動委員。”陶然得意地附和。我氣急了，幾乎喊了起來：“自己不搞勞動的勞動委員更不是好勞動委員！”
我真真的是看錯人了，當初我是怎麼把盧小芳當作一個樸實、善良的好女孩，和她推心置腹的？！當初我是怎麼和陶然做上知心朋友的？！可現在怎麼看都覺得彆扭而醜惡呢？也許在他們眼裡，我也是醜惡而扭曲、矯情而虛偽的吧，或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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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9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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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暑假期間的上課，讓住讀生們回家休整幾天，帶上些秋天的衣服再回來開始高二的正式課程。我在家寫完作業正閒極無聊，聽說姥姥要開始準備製作辣醬了，就趕緊跑過去湊熱鬧。
姥姥是民國期間生人，家裡原是開中藥鋪的醫生，家境還不錯，有幾個兄弟姐妹。據說，她上過幾年小學，因為日本人的侵略，生活動盪，學業被迫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