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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按照英美法律系的要求，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檢察官必須尋找足夠的人證和物證才可能給殘害華夏的侵略元兇定罪，但是，日軍在戰時是很注意封鎖訊息的，特別在日本政府失敗投降前後，日本軍方下令銷燬了大量證據，這便給舉證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
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所有人在經過繁細的內查外調，並在華夏國內各部門以及華夏駐外使領館和海外華僑的配合下，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檢察組還是找到了大量的人證和物證，提交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華夏政府代表團檢察組提交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書》中，對被告共提出了五十五項罪狀，而且，這些罪狀都是能拿得出鐵證檔案的。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東京審判中，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法官團隊同樣居功至偉，做為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梅汝璈法官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為華夏政府代表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爭座席。
要知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十一位法官各自代表了十一個同盟國，那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呢?做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席上，庭長肯定是坐在中間，而無論按照日本投降書籤字的順序，還是按照對日本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庭長的兩邊都應當是美麗國和華夏的法官才對。
但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卻希望美麗國和英吉利國的法官坐在他的兩邊，這遭到了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的堅決反對，甚至，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卸下了法袍，表達自己的抗議決心。
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不得不妥協，同意了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的合理要求，於是，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從遠東國際法庭開庭的第一天起，就始終坐在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的左側。
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坐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的左側在後面的審訊中也是很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在庭審中也是經常向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詢問，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及時解決問題提供了很大幫助。
華夏政府代表團也參與起草了《判決書》，《判決書》的第八章是揭露日軍“違反戰爭法規的暴行”，共一百七十一頁之多。
而且，由於日本侵略華夏的時間最長，《判決書》揭示日軍在華夏的暴行篇幅也是最多的，關於“金陵大屠殺”更是專列一節，同時，《判決書》還列舉了日軍在亞洲太平洋其他地區的暴行。
對罪不可恕的日本戰犯是否判處死刑這一點，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會議中產生了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國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張一個不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則主張像對待拿破崙那樣，把日本戰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島之中，印度法官帕爾更是主張全體被告無罪。
在經過華夏代表團法官梅汝璈和其它國家多數法官的努力，經過對每個被告的日本戰犯進行投票，最終以微弱的多數，這才判處了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絞刑。
當然，除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外，從一九四五年的年底到一九四八年的年底，華夏政府也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並在華夏的金陵、北平、羊城、滬上等十個城市設立了軍事法庭，共受理日本戰犯案件兩千四百三十五件，判決三百一十八件，其中判處日本戰犯死刑的有一百一十件，共計一百四十多人。
一九四七年年底，除華夏政府國防部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保留下來繼續審理少數未審畢案件外，華夏政府的其他軍事法庭先後撤銷，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的時候，華夏政府的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告解散，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華夏政府在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一件宣示主權、伸張正義的重大事件，因為，這是在美麗國和英吉利等國放棄在華夏的治外法權後，華夏政府獨立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另一方面，華夏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也是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進行審判的重要配合，華夏政府方面提供的證據構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中的主要內容。
不過，審判的錯誤也不容忽視，比如對日本的裕仁天皇的不予追究，這是作為美麗國的主導性思路。
因為，美麗國認為這一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在過去長久以來的時間中，日本的裕仁天皇對日本發生的這些事情明顯的沒有發言權，在日本民眾和軍隊中，日本的天皇被視為神，對日本天皇的任何攻擊必定會很大程度的刺激日本民眾的感情，反而不會被日本民眾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