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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東京審判中，經過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們的努力，傳喚出庭作證的證人約有一百多名。
這些證人中，給人印象最深的第一位就是溥儀，在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的那一天，溥儀身穿一套藍色西裝，戴一條濃茶色領帶，立即引起了全場的注意。
溥儀激動地控訴了日本侵略東北，板垣徵四郎派人威脅他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毒死他的妻子譚玉玲，以及土肥原賢二挾持他離開天津到偽滿洲國當皇帝等罪行。
另一個印象最深的證人是伍長德，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作證控訴中，說明了日軍在金陵大屠殺的血腥日子裡，自己被日軍押送到金陵的漢中門，當時和他一起被日軍押送過去的還有兩千多人，這些人大多是精壯男子。
這些人被日軍分批帶到金陵城外，然後用機槍射殺，伍長德也被日軍押運到屍體堆旁邊撲倒在地，雖然沒有遭到日軍的機槍射擊，但伍長德還是捱了日軍一刺刀。
因為日軍在屍堆中對那些沒有完全斷氣的人亂刺，伍長德的證詞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場的所有人聽得毛骨悚然，華夏政府代表團的舉證對後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終宣判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其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對日本戰犯最後的量刑問題上，法庭內部也是展開過激烈的爭論，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內部的爭論中，也是據理力爭的說道：“如果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不能依法嚴厲制裁日本戰犯的話，那就有悖於建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宗旨，又違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
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還找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韋伯庭長，慷慨激昂的說道：“庭長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受華夏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委託，是來此懲罰給華夏民眾帶去嚴重傷害的日本戰犯元兇禍首的，如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決，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所有人員都無顏見江東父老，唯有集體跳海一死，方能以謝國人。”
正是在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據理力爭下，結果才以六票對五票的微弱優勢，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這七名主要戰犯判以絞刑，荒木貞夫等十六人處以無期徒刑，宣判東鄉茂德等兩人有期徒刑。
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這一天，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上將批准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但對死刑犯的判決卻沒有立即執行。
反而是把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的上訴書轉給了美麗國最高法院，隨後，美麗國的最高法院居然以五比四的投票同意被告上訴，這讓整個世界的輿論全都紛紛對這個行為進行譴責。
華夏政府代表團法官梅汝璈也是憤怒的表示道：“如果代表了十一國的運動國際軍事法庭所作的決定，要由某一國的法庭來重新審理，那不管那一國的法庭是多麼高的法院，都會使人有所擔心，以後任何國際決定和行動都要同樣受到一個國家的重審和改變。”
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麗國司法部副部長也是致函美麗國的最高法院，指出美麗國的法院無權干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法庭的判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美麗國的最高法院終於以六票對一票拒絕重新審理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提出的上訴。
就這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拖延了一個多月後，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東京時間零點至零點三十分，才在東京的巢鴨監獄對東條英機等七名主要戰犯執行了絞刑。
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的審判是按照英美法系來進行審理，按照順序是起訴檢察階段在先，法官量刑階段隨後，所以，檢察官和法官必須各自獨立工作。
但是，在開庭前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檢察官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局的同仁，有兩個問題亟需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日本甲級戰犯的罪行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呢？
有的人認為，應當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那天算起，因為，這一天是日軍偷襲美麗國海軍基地珍珠港的日子，十二月九日，美麗國、英吉利國和華夏等國才對日本宣戰。
不過，華夏政府代表團的檢察官卻認為，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華夏華北地區的“盧溝橋事變”開始，日本就已經全面的侵略華夏了，而“盧溝橋事變”又是一九三一年在華夏東北地區“九一八事變”的繼續和延長，而“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時候，日軍關東軍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