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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其實是一個相當尷尬的國家，他們過得很彆扭。
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大國，是決定世界命運的一極，但實際上，在國際上他們往往又得不到自己認為的‘相應’的待遇。
他們自認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法國的國際地位高山仰止。
然而，與法國高高在上的國際地位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法國的國際形象卻幾十年如一日的一言難盡。時至今日，網路上的“乳法”段子依然滿天飛，無時無刻不在告訴全世界：法國的臉面，一直不曾存在過。
對於一個大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結果，要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綜合國力決定國際地位和臉面，然而法國的國際地位卻始終與國際臉面長期脫節，雖然地球人都知道法國的綜合國力出類拔萃，國際地位舉足輕重，但提起法國依然情不自禁地不屑一顧。
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歐盟的“雙巨頭”之一，是G7成員和北約成員。按理說，擁有這麼多“頭銜”的國家理應是個影響力巨大的國家。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儘管法國有些影響力，但卻缺乏“領袖氣質”，尤其是在歷史性轉折的關鍵節點上，法國又常給人“缺乏擔當”的感覺。究其原因，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合適定位”。
近現代以來，法國始終都是歐洲乃至世界上的傳統強國。二戰前，法國與英國並稱兩大殖民帝國；二戰後，法國是代表著戰後治理體系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它還是歐盟的“領頭羊”之一；經濟上是G7成員，其Gdp總量長期保持在世界前七名的水平；法國是製造業強國，並有著自主的科技研發體系。軍事上，法國是“核彈俱樂部成員”，並有著完備的軍工體系。
從軟硬實力角度來說，無疑，法國都是世界性的強國。然而，它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顯然與它的實力不相符。根本原因就在於每逢重大歷史關鍵時期，法國常常會“掉鏈子”，即缺乏“擔當”的勇氣。
一戰後，法國和英國的綏靖主義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沒能避免。二戰中，號稱擁有歐洲大陸第一陸軍的法國與納粹軍隊一觸即潰，僅堅持40多天就向希特勒舉起了雙手。幸虧是戴高樂將軍沒有放棄抵抗，才給“心比天高”的法國留下了“翻身”的契機，否則，法國很可能在二戰後就淪為了“平庸”。二戰後，在丘吉爾的力挺下，法國勉強以戰勝國的身份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總算是保住了法蘭西民族的一絲尊嚴和參與世界事務的權力。當然，“戰略家”丘吉爾力挺法國也是有著戰略私心的，那就是為了制衡歐洲大陸的另外兩強，即德國和俄羅斯。可是，內心“糾結”的法國卻自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一番折騰下來，法國仍然在“徘徊”中，並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直白地說，就是“很尷尬”。
法蘭西民族是浪漫的，同時又是高傲的。當浪漫和高傲有機結合在一起之時，法國就會迸發出驚人的創造力。然而，更多的時候，浪漫和高傲卻是對立的，或者是各自呈現的，後果就是“糾結”和“想當然”。而這種“糾結”和“想當然”則使法蘭西民族的“靈魂”被扭曲。
法國在一戰損失慘重，內心發怵和自私心態導致了綏靖政策，直白地說，也就是失去了“血性”。這樣的心態就是二戰近乎於“不戰而降”的原因。同時，“不戰而降”的經歷又使高傲的法蘭西民族感覺“羞辱”。也就是說，“浪漫”使法國選擇了投降，而高傲使他們“難過”，這也就導致了法國人的“糾結”。
高傲的法蘭西民族很想挽回聲譽，而且心情非常急切。可是，證明自己需要實力。然而，戰後“實力不足”的法國自然難以在歐洲和世界上獲得尊重。於是，浪漫的法國人開始了“走捷徑”，即另闢蹊徑。以便於使自己被關注和有存在感。
不得不說，戴高樂將軍確實是想拯救法國，並使法國重獲大國地位和大國尊嚴。於是，戴高樂將軍在建立第五共和國後提出了“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的地緣政治戰略。而在國際事務上，戴高樂將軍則奉行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在軍事上，法國退出了北約軍事一體化指揮系統。顯而易見，戴高樂將軍是想讓法國成為冷戰時期的“世界第三極”。
客觀地說，在冷戰時期，法國有過一段時間的“輝煌”。比如，美英不願放棄，也不能放棄法國，而蘇聯陣營則將爭取法國當作了打擊西方的“政治武器”。所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那段時期，法國頗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然而，“理想是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