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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譯地不定，筆錄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關係。
竺法護儘管在譯文的風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長安、洛陽、敦煌等地組成的譯經班子，都是比較jīng乾的，參與譯經的助手們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長安的譯經助手有居士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等人。聶承遠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練有才理，篤志法務”，他幫助法護擔任筆受，參政辭義，整理成文，促成譯經程序，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陽的譯經班子，是以聶承遠的兒子聶道真為主，聶承遠為協助，多數情況下，是聶道真獨自筆受。聶道真同他的父親一樣既懂梵語又善文辭，有時父子同時擔任筆受。法護死後，聶道真曾獨自譯經，還把法護所譯經典編成目錄傳世。
法護的敦煌譯經助手以竺法乘為首，在酒泉的譯經助手以竺法首為首筆錄。法承與法首都是法護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時拜法護為師，當時以機智穎悟著稱，據說，法護在長安時，有一富家族長想皈依佛門，但不知法護的佛法情況，想予以試探。一天，這家族長來找法護，說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萬錢，請法護老師轉借一下，rì後定還，當時十三歲的法乘隨法護在身邊，聽那人講話後，未等老師開口，便對那人說：“尊師願借錢給你，”那人高興的走了。法乘對老師說：“我察言觀sè，那人並非缺錢，主要是以此來考驗老師罷了。”法護說：“你說的很對。”次rì一早，那人便帶領他的同宗百十餘人來拜師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傳到長安，都知道法護跟前有一個機靈的小沙彌。後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傳教，影響極大。
竺法護是著名的佛學翻譯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陽名聲很高，當時人把他比作樂令（尚書令樂廣，玄學家）。天竺沙門耆域從海路到洛陽傳教，後因洛陽兵亂，決定辭別洛陽返回天竺，臨行之際，竺法行想從受教誨，求師留言以作紀念。耆域說：“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說罷，便打坐參禪靜守，法行又懇求說：“願師傅傳授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你剛才誦的這首偈詩，就連八歲孩童也能背誦，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著說：“八歲孩童能夠背誦，但百歲之人不能施行，背誦的東西有什麼用？人們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卻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讓人感嘆呵！我的話雖很少，但對施行者來說，卻是多多益善吶！”法行深悟老師的教誨，在以後的歲月裡，不但重“誦”，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傳的真諦了。
三 受後學高評 闡新譯觀點
竺法護為求得xìng情純一，不食人間煙火味兒，曾於西晉武帝年間隱居深山，大約從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後十年光景。
法護在深山隱居期間，常取山間清泉水來沐浴，後來有一個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汙穢不堪，不久，水泉乾涸了。法護在埠口處徘徊不定，十分感嘆的說：“人不講道德到這種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遠枯竭，那麼我就不能在這裡生活了，那只有離開這裡，另選取他處了。”他邊想邊說邊打掃整理那些穢物，等到法護話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來了，滿滿的溪水，清澈見底，法護高興極了，望著那青山叢林興奮地頻頻點頭。
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護在深山修煉圓滿，了結一段緣份後，去到了鬧市長安，在長安青門外親自立寺傳教，勤奮jīng進。又跋涉西域，親搜梵經。回國之後，往返於敦煌，酒泉，長安和洛陽，譯經講經，rì夜匪懈，於是，法護的美德善行，遍佈天下，譯經布經的聲望，傳及僧俗間。每天在法護所居之處，聽經問法的僧俗語人員，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護大德為終生快樂之事。
法護以弘教為己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的譯經傳教活動，幾乎和西晉王朝相始終。最後於西晉末年，在從長安赴洛陽的途中，染疾於澠池而終，享年七十八歲。
東晉著名玄學家孫綽著《道賢論》，以天竺七僧，仿比晉朝的“竹林本賢”，以法護比山巨源（濤），其論說：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東晉十六國時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道安，對法護的譯經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蹟，使人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