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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案指司馬道子）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諧睦，吾徒當戮力明時，復何憂哉？’”以後，恭、忱嫌隙rì趨明朗。《世說新語#8226；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嘗俱在何僕shè（澄）坐。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強之，轉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前，意便yù相殺。何僕shè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劉義慶以此事歸入“忿狷”一類，以品xìng相責，只是見其一面；但所謂“勢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爭的實質。不久以後，王恭出鎮京口，二王的忿爭成為兩藩的對立，這比起京師主、相之間的爭執，更要明朗。諸種現象在這時出現，都頂示著政爭在繼續加深，繼續擴大。
荊州的形勢，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在起著作用，即桓氏遺留的勢力。王忱至荊州之年，桓氏自桓溫以來在荊州的統治，已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桓氏人物雖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別是桓溫世子桓玄襲爵南郡公居於江陵，是桓氏在荊尚存勢力的核心所在。《王忱傳》曰：“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為義興太守。《世說新語#8226；言語》謂“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案“來”，《司馬道子傳》作“晚塗”）yù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於道子。道子所授荊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礙桓溫奪位的主要人物之一。這種歷史關係，決定了桓玄在荊州對王忱採取對抗態度。因此在荊州內部，又形成了一組新的矛盾，這組矛盾終將與全域性的矛盾聯絡起來，成為動亂的另一根源。
桓溫篡跡，人所共知，這對桓玄的出處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據上游方鎮又已盡失，桓玄無所依傍。在這種於桓氏不利的情況下，桓玄猶能儲存勢力，對抗公府，是由於皇統在簡文帝子嗣之手，而簡文帝得立，是桓溫廢黜海西公的結果。這就是說，孝武帝的天下得之於桓氏，徹底否定桓溫，即等於否定簡文、孝武的皇統。所以王殉、謝重均公開倡言桓溫廢昏立明，《通鑑》更謂“是時桓氏猶盛”也。
3。殷仲堪入荊與孝武帝得勢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於荊州，激起了孝武帝奪回荊州的努力，東晉政局又為之一變。
《世說新語#8226；繼漏》：“王大（忱）喪後，朝廷或雲國寶應作荊州。”注引《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yù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中詔，詔從中出，非銓敘常規。據《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殷仲堪曾為謝玄參軍，出守晉陵郡，太元末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親信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武將軍、荊州刺史”。由此可見，殷仲堪得力荊州，是孝武帝對司馬道子鬥爭的一大勝利。
《世說新語#8226；德行》：“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蒞荊州之前，與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搶先一步，出“以才學文章見暱”（《王珣傳》）的郗恢（郗鑑之孫，郗曇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鎮襄陽，造成奪取荊州的有利條件。而在司馬道子策劃以王國寶為荊州時，孝武帝又不經過吏部，以中詔出殷仲堪。這些情況，都可見其時事機的緊迫，鬥爭的激烈。
殷仲堪刺荊州，還有一個得利者，就是桓玄。原來王忱在荊州，每裁抑桓玄，桓玄當然迫切希望改變這種局面，希望出現一個能與桓氏合作共事的荊州刺史。釋寶唱《比丘尼傳》卷一《簡靜寺支妙音尼傳》曰：“荊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yù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yù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孝武帝以此事問妙音，答曰：“外內談者，並雲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荊。殷仲堪在荊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態度。《通鑑》太元十七年謂：“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所以妙音為仲堪圖州的舉動，對於以後桓玄勢力的坐大，荊州局面的發展，關係甚為密切。
順便論及，殷仲堪入荊，不利者除了司馬道子以外，還有琅邪王氏的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