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雲蒼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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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穹》的故事發生在淝水之戰以後，應該是從公元396年開始。

肥水戰後，東晉朝廷在處理南北關係方面，在控制士族權臣方面，都處於有利地位。一時皇權有振興之勢，東晉的門閥政治出現轉折。

東晉朝廷內部，士族當軸人物陸續凋零。桓衝死於淝水之戰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謝安於淝水戰後未及受賞，於太元十年死。十三年，謝玄、謝石相繼死。東晉士族人物，無論居中居外，無論事功學術，再沒有過去那種人才相銜而出的優勢了。

一，肥水之戰前後的東晉政治

在肥水之戰之前，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當權門戶如無適當人物為代表以握權柄，其門戶統治地位也就無法繼續，不得不由其它門戶取而代之。王導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穎川庾氏幾滅；桓溫死，陳郡謝氏代興。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響士族門戶地位升降之例。所以當軸士族在擇定其門戶的繼承人時，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專重嫡嗣，寧重長弟而不特重諸子。王導兄弟輩幾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繼握權，桓溫臨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衝代領其眾，謝安繼諸兄弟之後始出仕而又於宗門中特重其侄謝玄。這些都是士族慎擇人物以圖光大門第之例。庾翼臨死，庾氏門戶中才能出眾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為荊州，引起滿朝非議。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王導）未薨，敬豫（導次子王恬。案導長子王悅先導死）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庾亮子庾羲），優遊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為荊州事）。”朝廷乃以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事見《世說新語#8226；識鑑》“小庾臨終”條注引《陶侃別傳》。何充所舉事實，特別是王、庾之例，客觀上反映了當權士族以宗族門戶地位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擇子侄之長而有能者繼承權勢，一般並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這些事例來反對庾翼以兵權傳子之事。從一個士族門戶看來，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個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東晉門閥政治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當軸士族換了幾家，但門閥政治的格局依舊。看來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視宗族利益而不只是著眼於一個家庭，因而能夠從全族中慎擇人才以保障門第。

南渡士族雖重人才，但是經過三代、四代之後，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來越感匱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極小範圍內通婚，儘管為了擴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輩，“不諱庶孽”，也不可免於出現生理學上人才退化的趨勢。東晉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見到如前出現過的人才，這顯示門閥政治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

門閥政治，以特殊際遇下出現的“王與馬共天下”為開端，下啟庾、桓、謝氏迭相執政局面。各家執政情況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這是秦漢以來**皇權結構的一大變局。當軸士族控制皇權，cāo縱政柄，在一定時期內其統治居然比較穩定，朝廷政變極少出現。但是從秦漢以來傳統的政治體制說來，國家權力結構的這種變化，畢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長久維持。某些要求有所作為的皇帝，作過伸張皇權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圖抑制士族權臣。元帝曾用劉隗、刁協以制王導。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導之權，後來又用虞胤、司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當權士族對此的反抗是非常強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門閥士族，他借外戚地位進一步擴大了庾氏門戶勢力，而沒有真正伸張皇權。後來，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樞的司馬昱，靠周旋於士族名士之間以自固結，成為玄學名士的保護人，所以能夠得到士族的支援而長期居位。司馬昱居中樞，與其說是伸張司馬氏的皇權，不如說是為了協調士族利益。他最後終於成為士族桓溫的工具，屈辱而死。從這些事例看來，當士族尚有力量當道掌權的時候，伸張皇權的努力總是歸於失敗，勝利者總是當權計程車族。皇帝不能選擇士族，而士族卻可以按自己的門戶利益而在一定的條件下和一定的範圍內選擇皇帝。即令是長君在位，也改變不了這種情況。淝水戰前的朝廷形勢，太抵都是如此。

淝水戰後，形勢起了變化。謝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亂異常，北府軍膠著於中原，勞多功少；謝安、謝玄面臨皇權的挑戰，步步退卻，謝氏人物rì就凋零；其它士族則既無勳勞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樹一幟，制約皇權。一句話，門閥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東晉朝廷經歷了一個極度衰弱的階段以後，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努力，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