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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學的貴族氣（2）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首先表現在，對文化生活的眷戀以至迷戀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以鄧友梅的《那五》、《煙壺》為代表，作品所寫雖是日常生活，但卻不是著重於柴米油鹽的物質方面，而是著重於精神方面。這種精神追求並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式的物質滿足之後的追求，而是與物質生活水平無關的集體癖好，甚至倉廩不實也要知禮節，即越窮越要擺譜，用老舍的話說：“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正紅旗下》第二章）例如韓少華的《遛彎兒》中寫道： “這遛彎兒，敢情不光圖個舒活腿腳兒。遛這麼一趟，見識多少東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鄰居，昨兒個從地壇遛回來，說：“越遛，我就越開眼，開心，開竅兒了……” 類似遛彎這樣的日常活動，在京味文學裡是作為文化內容來描寫的。再如蘇叔陽的《居住最高處》中寫道： 那以後，調了學校。學校聲言沒房可分配，我就當了妻的家屬，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師居住的中學宿舍裡。這14平方米的碎磚泥牆紙頂的小屋，記載了我最精壯的歲月裡所有的悲與歡。從我24歲住到46歲，22年的時光，含辛茹苦也罷，坎坷屈辱也罷，艱苦備嚐卻也同家人甘苦與共，養活了兩個兒子成長，那小屋刻寫著我內心的世界，實在是我最留戀的地方。我的許多作品都產自這間小屋，我在許多文章裡深情地描繪我的這間小屋。這間小屋也接待過許多師友。張鍥兄該不會忘記在這間小屋裡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閒談的情景。還有外國朋友光顧這小屋，他們不覺這小屋寒傖，只記得了溫馨，大概妻在我們屋前種的各種花草和蔬菜讓他們覺得有濃郁田園風味和家庭的溫馨吧。 以苦為樂，苦中作樂，正是孔子所說的“回也不改其樂”的真正的貴族精神。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其次表現在，敘述態度的從容不迫。作品的敘事節奏一般都比較舒緩，不急於推進故事情節，而是重在“咂摸滋味”。敘事者對於保持作品的吸引力具有高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來，而不過多賣弄新潮的敘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說都有散文化的傾向，或者說是小說與散文的混合體。例如劉心武的小說《仙人承露盤》的開頭就極似文化散文： 在北京北海公園的瓊華島上，有一個被許多遊人忽略的景點，那就是藏在一個僻靜角落裡的仙人承露盤。那是一個絕妙的藝術品。在一個不大的平臺上，有一個大理石座，座上有一根大理石柱，石座上雕著花紋，石柱上雕著纏龍，那石柱很像華表，但上面不是雲形石雕和怪獸，而是一個小平頂，彷彿一個高舉的桌面，“桌面”上則巍立著一個古裝的銅人，這銅人面對北海湖面，將其雙臂高高舉起，所舉的，是一個碩大的銅盤，那便是所謂的承露盤。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還表現為，追求語言風格的個人化和藝術化。雖然都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語，但各自仍具有不同的特色。林斤瀾的通脫，鄧友梅的練達，蘇叔陽的俏皮，陳建功的瀟灑，細品之下，都饒有趣味。例如陳建功《找樂》的開頭： “找樂子”，是北京的俗話，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樂子”也實在好找得很。養只靛頦兒是個“樂子”。放放風箏是個“樂子”。一碗酒加一頭蒜也是個“樂子”。即便講到死吧，他們不說“死”，喜歡說：“去聽蛐蛐叫去啦”，好像還能找出點兒樂兒來呢。 過去天橋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黃”。據說當過張勳的“辮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橋撂地開罵。三皇五帝他爹，當朝總統他媽，達官顯貴他姐，芸芸眾生他妹。合轍押韻，句句鏗鏘，口角流沫，指天劃地。當是時也，裡三層，外三層，喝彩之聲迭起，道路為之阻絕。罵者儼然已成富貴驕人，闊步高視，自不待言。聽者彷彿也窮兒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橋開“罵”和聽“罵”，是為一“樂兒”。 京味文學不是在某種觀念的感召下聚攏的，而首先是一種個人趣味的集合。 下面分別以最能代表北京文學特點的老舍和王朔為例，來分析一下他們作品的貴族氣。 老舍被公認為“人民藝術家”、“平民作家”。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認為老舍為新文學贏得了廣大的市民讀者。老舍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寫出了北京市民的靈魂，一般認為，老舍筆下的老派北京市民要比新派北京市民成功得多。此中的原因是老舍在北京的老一代市民身上，寫出了貴族氣。 老舍的《正紅旗下》寫的是北京最窮的旗人。可就在這些最窮的人群裡，讀者卻看到了那麼精緻優雅的文化。在大姐的一家裡，大姐的公公“雖是武職，四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