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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寫道：“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新北京——她是多麼清潔、明亮、美麗！我怎麼不感謝毛主席呢？是他，給北京帶來了光明和說不盡的好處哇！”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我生在北京，熱愛北京。現在，我更愛北京了，因為偉大的毛澤東住在這裡。”（《北京》）老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熱愛是真誠的，是代表了當時廣大的市民的真實心理的。但是因為毛澤東住在北京就更加熱愛北京，這已經很明顯地流露出貴族氣了。老舍如此，新一代的北京人當然更會如此。當代詩人伊沙在《我看北京文化》中說： 的確，一種至高無上的文化優越感已經構成北京文化的特色。這與屬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天然排外情緒不同，排外情緒哪都有，反而是越窮越不開化的地區排外情緒越嚴重，這與來自文化上的優越感無關。而此種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築在某種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國的首都又屬於“中心”特色過於明顯的那種型別——也許是全世界最明顯的吧。 文學既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現，也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在北京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都普遍感受到了它的貴族氣，而文學本來就是文化生活的精華，因此在北京文學中長期體現出鮮明的貴族氣，也就不足為怪了。 北京文學既有鮮明的平民氣，又有鮮明的貴族氣，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輝，而這正是北京文化相容幷包的特徵。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指出： 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彙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勳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裡，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彆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這種相容幷包的特性其實才是最根本的貴族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基本特性。這種“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是北京長期成為中國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學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這無論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學，還是從北京文學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應當充分注意的。    書包 網 87book。com 想看書來
國統區的通俗小說（1）
抗戰以後，在以“陪都”重慶為核心的國統區，不但新文學小說取得了大面積的豐收，通俗小說也獲得了獨具特色的長足進步。其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張恨水為代表的傳統通俗小說不斷向新文學靠攏，二是橫空誕生了與世界通俗小說接軌的現代化通俗小說：後期浪漫派。它們共同為國統區的普通市民讀者創造了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為國統區的都市文學增添了奇麗的色彩。 走向新文學的張恨水 以張恨水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說，在抗戰之前就已充分顯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時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戰爆發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空前統一的文化局面，使現代通俗小說的進一步變革由可能性轉化成了現實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張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拋棄了北平舒適安逸的物質條件，輾轉來到“陪都”重慶，過著相當艱辛窘迫的生活。作為國統區章回小說的惟一重鎮，張恨水不負眾望，抗戰以後寫出了二十餘部長篇小說，成為大後方銷行最廣、銷路最大的文藝作品。 張恨水在抗戰期間，對通俗小說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理論思考。他透過下鄉調查，發現“鄉下文藝和都市文藝，已脫節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進，把這些人越摔在後面”。因此他反對脫離大眾的象牙塔裡的“高調”，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趕場的一日”。張恨水一方面堅持“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 文藝品與佈告有別，與教科書也有別，我們除非在抗戰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