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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的獅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轉到文化，但仍然強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貴族氣。網上有一篇文章這樣談到北京的大院文化： 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說寫的就是大院文化。讀者一般認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這是不太準確的。真正的北京文化，應該是侯寶林侯躍華他們的文化，也是學舌洋人如大山們的文化，不怎麼痞，帶著點敝帚自珍知足常樂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義或反理想主義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則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強的優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語言，也不是老北京話，一開始的使用範圍僅限於大院內部，只是當大院意識漸漸輻射到全國的時候，才被全國當然主要是“北中國”所接受。 ——李方《北京人》 如果說老舍作品的貴族氣有一種高雅大方的“王氣”的話，那麼王朔作品的貴族氣則有一種咄咄逼人的“霸氣”。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處處與人方便，給人面子，比如《離婚》中的張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而王朔作品中的新一代市井青年則處處調侃別人，捉弄別人，以揭破別人的面子為樂。王朔論北京文化時說：“北京文化有股張狂氣，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在1999年的王朔金庸之爭中，王朔毫不客氣地把擁有最多讀者的金庸作品稱為“四大俗”之一，並且尤其嘲笑金庸是南方人，所以語言不好。在這場主要由普通讀者參與的論爭中，王朔由於自己過於無禮的姿態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其實王朔對於金庸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惡意，他只不過是“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他以差不多同樣刻薄的語言攻擊了許多中國的文化名人，從魯迅到老舍到徐志摩，從張藝謀到趙忠祥，甚至到近年才產生較大影響的###、摩羅、孔慶東等。其中只有對魯迅的語言還算收斂一些。王朔對自己不愛看或者看不懂的東西直言不諱地進行攻擊和嘲弄。他說自己“不愛看農村題材，不愛看知識分子內心獨白，不愛看怎麼做生意怎麼搞活一個企業。總而言之，不愛看一個正派人如何過著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這種口氣頗有些橫行無忌的味道，而支援王朔這種“橫行無忌”的姿態的就是北京的貴族氣。在老舍的《駱駝祥子》中有一個痞子式的人物叫劉四，他是市井社會的霸王式的人物，“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彷彿一腳登在天堂，一腳登在地獄，只好聽他擺佈。”（第四章）他跟女兒虎妞吵翻了之後，“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說：混了一輩子而沒出過京門，到底算不了英雄”。而大多數北京人即使從來沒出過北京，也可以毫不顧忌地蔑視走遍天下的人。老舍《離婚》中的張大哥最遠只出過北京的永定門，但是他固執地認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老舍在他著名的散文《想北平》裡也比較過北京與一些世界名城。他說倫敦、巴黎、羅馬等城市跟北京比都有缺點：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衚衕裡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裝置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使他們成為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只是老舍雖然愛北京，但不像張大哥一樣把別處都看做鄉下。不過“張大哥對鄉下人特表同情”，因為“生在鄉下多少是個不幸”。（第一章）而王朔時代已經知道北京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鄉下人”也不再對北京那麼畢恭畢敬，所以王朔和他的人物才態度蠻橫起來，這就是兩個時代北京貴族氣的不同。當然，這個差異是相對的，王氣跟霸氣，和氣跟傲氣，在北京文學裡一直混合存在著。 產生北京文學貴族氣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北京文化所固有的貴族氣。六七百年的大一統國家的首都，幾千年的文化歷史，遍佈九城的名勝古蹟，深厚的文化積累，精英人才的聚集，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著窩頭鹹菜也要談政治談藝術談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稟性。1949年以後的北京不但繼承了以前的貴族氣，而且由於新北京集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體育中心於一身，這種貴族氣就更得到了加強。老舍1951年在《我熱愛新北京》的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