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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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印上了媽媽的手印。我更不要穿著整齊的童裝老老實實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誰是個木頭人”的遊戲，我還想左手拿著冰棒、右手抓著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順著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東西看起來和說出來不一樣，心裡想的和實際做的又有距離。

陶淵明烏紗一摜，跑到終南山下采菊花，起碼那一塊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現在是文明社會，那交通便達之處，人家要種菜種瓜；那無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護區，是畜牲們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監輕者罰款。

所以想歸想做歸做，生在這個80年代，又被不容分說地定位為獨生子女，心中有一百個不滿，也只好放下一顆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現實。

三、最怕被他們干涉

從小到大，不管我做什麼事，爸爸媽媽都會來過問，一定要我按照他們的想法來做，並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參加講故事比賽，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說不就行了？可他們不，他們一遍一遍地讓我在家練習，還做動作，儘管我每次都能得獎，可我不高興，我有種被逼的感覺。

有一天區裡的老師來學校選人參加歌唱比賽，他挑到了我。他說他要弄一個二重唱。告不告訴媽媽呢？我的圍棋班還在上呢。那樣會影響學習吧？

不告訴看來不行，我們家就沒有什麼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創作計劃，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後我告訴媽媽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後讓我好好幹。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難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師串通好的？最討厭最討厭這樣，哼，老師也虛偽，還裝模作樣找了好多小朋友來試音，還假裝挑人，沒勁。

那天下午回到學校的時候看出來不是媽媽的主意，原來音樂老師和區裡的那個負責人都不認識媽媽。好開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個比我大三歲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暢，我急了，為什麼我唱得沒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師會不會不給我唱了？不過老師說我唱得有感覺，還很有靈氣。

媽媽知道後又來插手了，不過，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從她的學生那裡拿來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帶很給了我啟發。媽媽總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歡說話的學生，那些大學生就是與眾不同，而讀高中的松哥哥模樣像個小痞子。

那時，我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憧憬。我曾經想，將來等我到了大學，一定會比他們過得更精彩。現在，我的夢醒了，大學沒什麼神秘的，除了讀書，還是讀書，上課上得我老是打瞌睡。開展的活動，也不如我媽媽的那些學生。媽媽他們一個系排“長征組歌”，各個聲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調，大型管絃樂隊配合，架子鼓打起來振奮人心，那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種非常非常正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十分理性，時刻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做什麼事都會從理論上認識它。

我記得，那天父母對流行歌曲的起源討論了半天，流行歌曲為什麼能流行，流行歌曲與人們的社會生活。他們說，改革開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種無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裡說，早些年你們的生活痛苦不堪時，還打腫臉充胖子地唱“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呢，現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們又說人家“無病呻吟”，那麼虛偽。

對於唱歌，父母說：我們不反對，可以作為業餘愛好，可是不能走這條唱歌的路，進了演藝圈就是進入了名利場，到時候會身不由己的。

在他們的眼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對於書讀得不多的人，他們從骨子裡看不起人家。我們家幾次搬家，書佔了所搬東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捨棄一些書時，他們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丟了，他們大概也沒那麼難過。

我承認我有時偏激，甚至還有點“另類”。難道他們當年就不“另類”嗎？爸爸當年因“走白專道路”被掛牌子游街，1973年，媽媽因對一本“封、資、修”的書的“理解”，而被剝奪了一次讀工農兵大學的機會。他們的行為在那個年代也是很“反動”了吧？而我們現在對先鋒時尚的東西推崇，也不應該是什麼大錯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要做一個優秀的人（不是音樂）。我想，大概中國千千萬萬的孩子都被這樣告誡過，如此下去，中國的未來是什麼樣子？中國的這個“大一統”的思想什麼時候才能開禁？我有時真的有點討厭那些喜歡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個套子裡面套的做法。這就是他們的初衷嗎？爸爸的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