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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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嗎？那要警察干什麼呢？見義勇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還有一次，有一個先進事蹟宣講團來學校巡迴演講。內中有一個醫生介紹自己的事蹟說，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動值班，讓科裡的護士與男友約會，結果因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發燒沒有及時治療，成了肺炎。

媽媽在家裡大罵這個女人，說她是個沽名釣譽的小人，在課堂上，她也抨擊這個女人，媽媽還寫了文章登在一個婦女雜誌上，說：一個女人連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愛，還有什麼資格奢談“愛心”？

這樣看來，好像媽媽很冷血很沒有責任感的樣子，其實也不盡然。

粉碎“四人幫”後，媽媽參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據她說，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長的時間就是調查、瞭解，寫平反材料，還寫悼詞、開追悼會——給“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這些我都沒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個教外國文學的老教授，剛解放時就是行政15級。經過幾次運動，級別一降再降。後來儘管平反了，也只是給他恢復了原級別。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絕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說老頭子有一個願望，想住一下高幹病房。在中國這個等級森嚴的國度，又在那個年代，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換句話說，是一件拿錢都辦不到的事，為了滿足老教授的心願，媽媽到處找人，到處求助，最後找到已經畢業的一個學生，他的父親是省老幹部保健委員會的，找他批了條子，老教授終於住進了高幹病房。老教授死時，他的孩子還沒回來，他的太太悲痛欲絕，身邊沒有一個親屬。正在那時，媽媽趕到了醫院，老教授死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媽媽穿的。這件事我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這之後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從外地回來，為感謝媽媽送給媽媽一小包沒有包裝袋、用報紙包的甜甜的點心，晚上回家媽媽拿給我吃，告訴我，這是新產品，叫“薩琪瑪”。

為死人（不是自己的親屬）穿衣服這件事我思考過很多回，我就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大概很多人都做不到。

如此說來，媽媽也是有愛心和責任感的。

二、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女人

年輕時的媽媽心高氣傲、目空一切，那個年代的各種榮譽她都擁有過，什麼“學毛著積極分子”啦、“五好戰士”啦、“知青標兵”啦等等。

可是自從有了爸爸和我，媽媽就不思進取了。除了勤勤懇懇地完成本職工作以外，她的所有的時間都留給我和爸爸了。而爸爸呢，除了不會做家務，其餘的都會。喝酒、抽菸（現在不抽了）、下圍棋、拉二胡、拉小提琴，還有就是沒完沒了的寫作。

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很多人都從大學裡調出去了。

可是，生活相對媽媽來說，如同頭頂上的這一片天空，滿布著耀眼如星的希望，伸出手來卻是遙不可及。

有一個從大學裡調到外貿的叔叔，經常來家鼓動媽媽，說：改革開放，外貿局一分十幾個公司，缺人缺得不得了，上面要我挑頭組建一個進出口公司，你過來，保證你在短期內房子也有，票子也有，位子也有。

當時，我還抱在媽媽的懷裡，爸爸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大男孩，他自己都需要別人來照顧，他怎麼來照顧我呢？媽媽如果出去闖蕩，整天要出差，勢必要傷到我。媽媽權衡再三，放棄了，安心地在校園裡上班下班。如今，二十年多年過去，當年邀媽媽出去的叔叔現在已經是一個很高位的官員了。許多年後，她講到這件事，言語中竟然也沒有遺憾。她說：適合他的，不見得適合我。

同樣的事在80年代末又上演了一次。當時前蘇聯政局動盪不安，國家要派許多觀察員去前蘇聯。媽媽曾經是學俄語的，她當年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讓她來“蘇聯問題研究所”，擔當去蘇聯的文學觀察員，媽媽這一次是真動心了，她就跑到校黨委要求請調工作。89年我正好上小學一年級，很頑皮的，不想做作業，整天就想著玩、玩。媽媽就兇我、打我的屁股，爸爸不讓打，說媽媽是粗暴的教育，要由他來管我。你想，爸爸怎麼能管我呢，他管自己都管不過來呢。幾天的作業一不交，爸爸也沒招了，權力又迴歸媽媽，由此也斷了媽媽去蘇聯的念頭。

多少年後我分析了媽媽的當時心態，其實這是她潛意識裡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一個託詞。總以為別人離不開她，其實是她離不開我們。

那時候，爸爸媽媽住一間房子，我住另一間房子，夜裡，我想上廁